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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新探 陈 峰 “食货学派”①在30年代史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目前对食货学派的研究甚为寥 寥，但取消食货学派，20世纪中国史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本文试图对食货学派的学术倾 向、学术价值进行宏观考察，开掘其学术内容，以期对食货学派有一个新的认识。 《食货》半月刊是食货学派的基地，因而，研究《食货》是认识“食货学派”的根本立足点。 《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由于其主编人陶希圣在历史舞台 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 治的强光所遮蔽。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食货》的创办意图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 对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陶希圣等人即使以唯物史观派学人自命，也只是挂着 唯物史观的幌子而已。②这种观点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政治立场直接决定学术立 场这一有害假设的产物。而今天，维护学术独立的意识日渐觉醒，学术是政治的附庸的思维 正在被超越，因而以学术的眼光重新打量《食货》，对其学术内涵加以深究，正确评估它在开 辟新的研究路向，确立新的史学范型上的贡献，也就提上了日程。 一 、《食货》产生的学术背景 以往的研究，提到《食货》的产生，强调的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这当然十分必 要。而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对《食货》的外缘性解释，没有触摸到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食 货》作为一种学术刊物，当然首先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潮的逻辑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目光 转移到以前被忽略的学术大背景上来。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术思潮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很大程度上 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 ① 严格地讲，食货学派成员骨干是陶希圣、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和曾謇等人。本文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 这一称谓。 ② 参见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 《食货》新探 51 刻危机，为马克思主义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接受，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思潮提供了绝好的契 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 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2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 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①当时中国学术界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面对西方、面对世界 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无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动，并 立即融人了这一潮流。况且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它得以在中国大地 上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和运用，实在是顺理成章。“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 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 在。”②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 1927年至 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 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 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 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是绝对 不同的。??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 以清算。”③30年代的学术界，“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人，”④“唯物史观风靡一 世。”⑤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尽管用语不尽一致，却共同表达了一个基本事实： 马克思主义广泛流行，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新的理论、方法的输入，必然生出这样的要求：用这套新的观念工具考察中国社会，重新 梳理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社会史论战遂应运而生，并得以在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各派 学人纷纷披挂上阵，运用新式的理论武器，参加这场论战。争论最热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 “ 一 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 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⑥参加论 战的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有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主力如王学 文、潘东周、吴黎平的“新思潮派”；有托派阵地的动力派如严灵峰、任曙等，还有其他一些自 称不属任何派别的讨论文章。这场论战延续数年(大体自1929年至 1934年)，发表文章约 140余篇，出版书籍30余种。⑦社会史论战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需要 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这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人人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 巴勒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