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pdfVIP

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 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 向燕南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 史学在中古时期的发展中，力图摆脱经学的笼罩获得“史学 自主”的理论问题，所以前贤学 者，对此有过不少的讨论，尤其是对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的相关理论，论述得尤多。 本文考虑到这一命题在学术思想史中，往往因学术语境的不同而表现不同内涵的复杂特点， 试将此论题，置于思想学术史的演进过程当中，考察其提出的学术思想史的渊源及其演进的 内在理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予以阐释，进而揭示它在史学史中的意义。 经史关系的讨论，虽然很早就有学者提及，但是真正展开对二者尊卑关系的讨论，实际 是从宋代开始。对此，清代的钱大昕曾有所论述。《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云：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 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 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互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 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祜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之道学诸儒，讲求 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 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 言日：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 按照钱大听的观点，在学术的发展中，虽然早就出现了经、史分途，但是始终“不闻陋史而荣 经也”。直至宋王安石废汉唐经注，倡言新学，“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其后则又有理学的兴 起，“诸儒讲求 t2,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发展至此，经与 32 史 学 理 论 研 究 史在地位上才出现尊卑高下的差异。① 我们说，钱大昕的论述虽然明显带有清人基于汉学立场对宋人学术批判成分，但也确实 在某种程度抓住了经史关系变化的关节所在，即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们经史关系的认 识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史称：“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② 王安石作为北宋 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一直受着理学中人的批判，但是其开启一代学风，在一定意义上促 进理学发展之功，却是学术思想史不争的事实③。钱穆先生认为王安石对待读经的态度是 “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此见解，竞可谓是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条大 原则”。④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钱大昕是以王安石为经史关系观念发生变化之橥，揭示了学 术思想演化中，理学思想的形成对经史关系观念影响的内在理路。 然而王氏之时，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路还只是初露端倪，所以在经史关系认识方面还未 显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而至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时，受佛教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理 事说的影响，则开始涉及到“理”与“事”之关系的讨论，并将这观念引入到经史关系的讨论， 形成其强调读经穷理，置经学于一切学术之上的观点。据《上蔡先生语录》卷之中载，程颢曾 批评学生谢良佐爱好史学，“举史文成诵”，是“玩物丧志”。在二程的观念中，即使是“六经” 中的《春秋》，因为是依鲁史改编的史著，也是形而下之“用”，而非形而上之“体”。认为：“盖 《春秋》圣人之用也。《诗》、《书》、《易》如律，《春秋》如断案，《诗》、《书》、《易》如药方，《春秋》 如治法。”⑤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他们“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 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⑥。表现出明显的荣经陋史的倾向。 二程以后，其荣经陋史的思想，继续为他们的门人后学所接受，尤其是集理学之大成的 朱熹，在二程观点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挥。与程颢一样，朱熹也强调读书必须“以经为本”， “先经后史”，他批评同时学者吕祖谦道：“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 本，而后读史。”而当他的学生问起吕祖谦的学术时，他不无轻蔑地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 于经却不甚理会。”学生不解地问：吕祖谦不“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凭地”?而他对 这追问显然很不满，所以不无情绪地答道：“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⑦因为在他看来：“看 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直卿亦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 ① 宋代之前，虽有隋王通提出“昔圣人述史三焉”，即”六经”中的《尚书)、《诗经)及《春秋)三经“同出于史”的观点。 但是王通此说实质意图是强调三经的体裁与立意的不同，并未提出经史尊卑的问题。所以他结论说：“此三者同出于史， 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见王通《中说·王道)篇。 ② 赵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1190。 ③ 如钱穆先生即云：“(王)安石虽是宋学初期的人物，但他实已探到此后宋学之骊珠。”见钱穆《宋明理学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