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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政府政策对原始工业积极效应 　　摘 要：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开始走向衰落的拐点时期。本文以长期变迁的视角，着重对明初至清中期政府政策对原始工业的积极效应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其中主要包括鼓励农业种植业以外的多种经营、松弛自古形成的重本抑末政策、废除阻碍民间手工业发展的匠籍制度，以及推行以“一条鞭法”为主要内容的赋税制度改革等。以此弥补以往学术研究成果对于明清时期政府政策的积极效应重视不够的状况，并试图进一步证实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关键词：明清时期；政府政策；原始工业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6-0039-06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政府的作用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研究传统农业社会政府积极经济政策的成果不多，在笔者所见到的文献中，许涤新、吴承明编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仅从“封建上层建筑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反作用”角度，用了极少的篇幅，概略叙述了明清以来政府对内对外的几项经济政策，但述评的出发点是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比较系统地研究清代政府经济政策的著作是高王凌撰写的《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史学家黄仁宇曾对此书有过较高评价［1］，但该书仅限于清政府针对人口、粮政和工业问题的经济政策，对其他方面尤其对明代的政府经济政策尚未涉及。显见，以往学术界对明清时期政府政策积极效应的研究也是相对薄弱的。 　　以道格拉斯#8226;C.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他们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1］。事实上，经济政策是国家机器的必然产物，只要国家及其政府机构的活动存在，相应的经济政策???制度安排也就必然存在。搜寻相关的历史文献可以发现，明清时期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有效。它不仅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原始工业化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忽视消极政策和制度的负面作用。本文在此只是试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弥补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 　　经济政策通常是指以政府为行为主体，针对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而提出并实施的鼓励或限制民众选择行为的一系列对策，包括以法令等强制性手段所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奉行着重农抑商等各项政策，使原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诸多的限制。然而，到了明清时期，面对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政府在鼓励移民垦荒和土地全域性开发的同时，也鼓励九谷之外的其它农业种植业及多种生产经营范围的拓广，同时鼓励农家手工业和商品性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废除了限制民间手工业发展的匠籍制度，实施了以“一条鞭法”为主要内容的税赋制度改革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原始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带来了“康乾盛世”的社会稳定与繁荣。 　　 　　二、鼓励多种经营 　　 　　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明清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种植业的发展。对农业种植业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鼓励移民垦荒政策的实施方面。明代政府移民政策总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县，即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并规定凡州、县农民开荒及移民开荒，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政府责成地方官散发耕牛种籽，使移民、流民能定居附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 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的时期内，明朝政府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广济寺院设局驻员，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先后18次，共计组织100多万人大规模的官方移民，主要移向京、冀、豫、鲁、皖、苏、鄂、秦、陇等18个省市，共500多个县市。以致600多年以后，遍布海内外的古槐后裔口碑盛传：“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2］。明清政府先是鼓励从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向两湖地区移民，并在洞庭湖流域修堤排水、开垦湖田，使两湖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以致明清之际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间谚语。尔后又由两湖向西南西北边疆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新疆、内蒙古，最后是向“龙兴之地”东北和东南海上的台湾岛等地移民，并鼓励移民开垦土地，发展生产［3］。清政府下令“地方官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经过明清两朝鼓励移民垦荒政策的实施，耕地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