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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西典商繁荣及经营之道 　　摘 要：典当业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组织，属于小额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可得到较好的抑制，因此有资本的人乐意从事。明清以来，典当业发展迅速，山西商人更是垄断了典当业的半壁江山，史称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本文将围绕明清山西典商繁荣的原因及经营之道进行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以此为今天的典当从业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典当；经营风险；内部管理；差异化营销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6-0011-06 　　 　　随着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鉴于中国金融业开放力度不够，广大中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以及其他强烈需求资金的社会群体，却因制度性的障碍得不到急需的资金，不仅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活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广大社会舆论的呼吁下，自建国后在市面上消停几十年的小额抵押贷款机构――典当业又死灰复燃，不仅在中国当代金融机构中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有越来越发展之势。 　　围绕典当业的经营及发展前景，社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探讨。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从专业的角度探讨历史上典当业经营的经验教训，以此为今天的典当业的发展服务。“明清山西典商的繁荣及经营之道”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作的。 　　 　　一、典当业的特点与明清典当业的繁荣 　　 　　1.典当业的特点 　　 典当业，俗称当铺、典铺、质库、押店等，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组织。它产生于南北朝（420―589年）的寺庙内。彼时，佛教盛行，各地建有许多寺庙。寺庙依靠善男信女的布施，以及地租收入，积累了货币资本，因而开始从事押物借贷。典当业从发生至现在，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和其他的金融组织相比，典当的特点有四个：一是开当铺是坐堂营业，有足够的抵押物在手，不劳追索，不怕逃欠，更有利可图。二是典当不虑货价涨落，不虑行市顺逆，只有人求于己，罕有己求于人。三是当铺习俗是“值十当五”，即所当物件如果估价十两银子，只能??贷五两银子。这样一方面可用有限的资金多做几笔业务，多得几分利息；另一方面又可在当物过期不赎成为死当后，将其出卖，从中再赚一笔。四是典当一般按月计息，即使当天赎也要付一个月利息，以后每月惯例“过三不过四”，即一个月后，第四天来赎就按两个月计息。 　　典当业的放款对象主要是两类人：一是贫困农民、小手工业者。当物多为衣服、首饰、木器、农具等，其中尤以衣物为主，占80％以上，其次是农具、木器，许多当铺都专门设有仓库以便存放农户当入的各种农具。典当每笔放款数额都不大，每票所当多不及一元，超过五元以上者寥寥无几。另外，典户入典有的并非专为贷款，例如农民于春暖时，棉衣棉袄等容积较大物件，因住屋狭小，无处安放。或春耕开始，家中成年人多外出工作，将此种衣物储藏于不坚牢之屋内易被偷窃，故多视当铺为保险库。即无通融资金之需，亦有押寄珍贵衣服，以求安全者。 　　二是下层知识分子和破落贵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除出身富家者外，多有清贫度日、俭朴一生者。他们在发迹之前或受挫折打击之时，常常不免“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于是只得进出于“穷人之管库”――质库、当铺。一些由于家业衰落的破落贵族也常出入于典当，凭面子以房或物为押，借款以度困难。有时某些家业巨大的贵族拍卖、典质贵重物品的行为还会促进当地典当业的发展。例如，清代山西潞安地区（今长治地区）典当业的发达即与当地一家破落贵族有关。清朝入关后，明朝的一个王爷将其祖上在潞州的珍奇异宝、金银细软等许多贵重物品全部寄存到吾乐村其舅父家，只携带少量物品逃跑。后来，王爷的舅父财源断绝，只好拍卖、典当珍宝维持生活，吾乐村的典当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典当业的风险主要有二：一是被骗的风险。当铺毕竟主要是与社会下层（当然也包括落魄贵族）打交道的金融组织，按照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1］的说法，这一阶层行骗的动力更强，加之典物种类繁多，一般人很难明白它的真正价值，这更为行骗创造了条件。二是被盗、被抢的风险。由于当铺资本高、贵重用品多，因而财大招风，常是强盗、窃贼以及哗变的官军以及农民起义军哄抢的对象，因此当铺最害怕社会动乱，常通过官商勾结以及寻求江湖帮派的帮助来维持其安全。 　　由此可见，典当作为小额抵押贷款，其风险可得到较好的抑制，获利较为稳定，这对那些资本雄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因而有资本的人乐意从事。在古代，一个城镇或州县，开设当铺多少，常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标志。但当铺收取抵押品的特点也限制了它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有形资产总是有限的，故资本需求量大的工商业者往往被当铺排斥之外，这就为钱庄、账局、票号以及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