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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金融业与政府关系 　　金融机构从商业中分离出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小到大，由简而繁，服务内容越来越多，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受到了商人们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当然，货币商人稳定的经营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政府也逐步发现民间金融机构有必要充分利用。特别是清代中后期，货币商人千方百计迎合官员与政府的需要，政府也先后经历官款存当生息，官办钱局管理调节货币、委托票号代理金融事务，以至自办近代银行的过程。 　　 　　官款存当生息与钱商融资政府 　　 　　隋、唐时期，就有官办的放款取息的一种金融机构“公廨”，收入归财政支配。不过隋朝公廨是地方官府直接经营，“回易生利，以给公用”，以解决地方政府公用经费不足。唐代的公廨，在诸州有“捉钱令史”，资金来源以税钱充本，全部高利贷给有偿还能力的“高户”经营，谓之“捉钱户”。官府不管具体经营，由捉钱户以公廨钱为资本进行贸易，质库、高利贷等经营。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世宗对宰臣说：“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若官为设库务，十中取一为息，以诸官吏廪给之费，似可便民。”随后在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开设官办质库，称为“流泉务”，制定了管理办法，后推广发展为28所。元代也有官办当，质库，称广惠库或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明代商业发展，当铺，钱庄增加，盈利颇丰，政府对当铺钱庄征收税捐，以充财政。清初有将财政收入借给商人生息的事情，后来备省效尤，将税收存当生息，或直接开办官当铺。康熙三年(1 664年)，政府向官办商办当铺收取税款，年税银5两。 　　商人对候补官员放款，不仅利息很高而且加收“扣头”，有时使得官员长期负债以至于贪污受贿。故乾隆十四年(1749年)，政府禁止商人对选官放京债，但是实际上禁而不止。在外蒙古地区，按清朝定制，各王公要定期晋京纳贡和轮流值班，开支费用浩繁，远途携带也不方便，旅蒙商大盛魁等便为其提供信用贷款，其贷款的本息，习惯上由各旗按照所管辖地区人丁数目分摊。光绪十七至十八年(1891―1892年)，外蒙古扎萨???图汗盟长阿育尔公三次向大盛魁借用现银8660两，全部分摊各旗牧民偿还。在王公晋京值班居留期间，其服饰、送礼、宴客、朝佛游览以及生活事务，都由随行的放印票账人员代为办理，大盛魁对此满足供应，也摊派给所属牧民，收账时一并回收。如果届时不能收清，转为印票账，按月行息，直到全部收回为止。因为这种信用贷款，借者要向资金提供者出具盖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借款凭据，故称为“印票”。大盛魁印票庄除对蒙古王公提供信用贷款之外，还有信用贷货，即赊货放贷，商人驮着各种货物到各部，旗，把货物赊销给王公、贵族或广大牧民，按赊销货物的价款折成银两，作为放印票账的本金，按月计息，到期以牛羊马牲畜作价归还欠款。印票上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的字样，盟旗政府既已出具印信，商人的本利偿还当然不会有风险。 　　清代，民间金融业行会也千方百计取信政府和官员，希望得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而业务活动又千方百计不受政府制约，通过自己的行会组织，管理行内事务，约束会员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例如清光绪十五年(1 889年)，绥远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为维护经济秩序，当地银钱业各商会积极配合当局，整顿货币市场，在三贤庙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值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禀官究治，决不宽恕。”同样，南茶坊关帝庙内《整立钱法序》也记述了钱业行会宝丰社协助政府整理“短百钱”问题的历史。 　　 　　票号承办政府金融 　　 　　票号业务本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但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代理了政府金融。 　　清代财政制度规定，各省征收赋税，存入公库，在中央批准的开支内动用库款，所余款项由中央调剂，运解中央者称为“京饷”，运解入不敷出之省份者称为“协饷”。京饷、协饷的拨付一律装鞘运现，“不得假手商人胥役”。但是自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爆发后，交通常常被阻断，京饷不能运现送达，政府不得不在同治元年(1862年)批准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商号“设法汇兑”。当年有闽海关通过票号，汇兑三笔白银20多万两。次年又有粤海关、湖北、江西等十余省关汇款66万两。在同治元年到光绪十九年(1862～1893年)的31年间，票号为政府汇兑京饷6159万余两。继而各省协饷也照此办理，据不完全统计，同治六年到光绪十九年(1867～1893年)共汇兑甘，新协饷达460余万两。票号还为洋务运动汇解经费款项和海防经费、铁路经费轮船经费。自1 9世纪50年代开始，票号与清政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步步升级，成为清王朝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