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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货币商人金融行会协调 　　中国工商业行会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而金融业行会却是在明清金融革命中产生的。明清时期，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同业竞争、纠纷以及金融业与政府，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自发产生了旨在自卫自治和自律的行会组织。由于金融业行会发展存在时间先后，规模大小，地方习俗的差异，使得这些行会组织多有不同，其称谓也各异。早期金融业行会，在全国多数地方称为“会馆”，“公所”“公会”，有的地方称“社”，广东、广西则称“堂”，湖南称为“公庙”，等等。 　　 　　金融业行会应运而生 　　 　　金融业行会最初是以各自不同的业务活动而相互联络建立的同业协调组织。分别都有自己尊崇的行业鼻祖，如典当业祭祀火神，号神，钱庄业祭祀金龙四大王、招财童子，票号业祭祀金花圣母，但是不论哪个行业都必须祭祀关公，财神，关公是商人共同拜祭的庇佑者，很多行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关帝庙。 　　 　　当业行会 　　 　　中国典当业滥觞于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隋唐五代不断发展，到宋代已经出现了典当业的行会组织。据《梦梁录?顾觅人力》记载，南宋京师临安(今杭州)市上，“凡顾倩人力及干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俱各有行老引领”，又据宋元间人赵素所编《为政九要》第八项称：“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坊、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报告，无不知也。”这“行老”，即是行会主事人，柜坊、解库的行老，应当是典当业的行会负责人。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卷一三记载，“今查得宛，大二县，原编一百三十二行，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仍行照旧纳银，如遇逃故消乏，许告其首，查实豁免”。 　　明清时期商业与金融业的革命性进步，使得政府收缴赋税改实物征收为折银征收，连地租也往往收取现银。社会经济活动和商品流通对现银的大量需求，为质贷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商人乃至官府纷纷投资典当获取厚利。《明???宗实录》卷四三四记载，明末河南典当业中，徽商就有21 3座典当。明清典当业中最为活跃的是山西和安徽商人，其次是陕西，江西商人。清末民初，典当业流行的《当字谱》，据说就是明末清初山西著名思想家、书画家傅山所创制。随着各地典当业的兴盛，各种典当业行会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典当行会馆碑志》记载，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州的数十家典当在原有会馆基础上，又外购状元坊处地基重建同业会馆。番禺县仅有20余座典当，也建会馆于老城流水井处。北京的典当业行会，有史料记载始创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九月，初名“公合堂”，先后改称当商会馆、当业商会。当业同业公会，是北京建立较早较大的个行会。天津典当业行会，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建立，于北城濠购地建房80余间作为当行公所，1928年改名为典业公会。上海的典当业行会，据《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载，是设立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沪上吴家弄的典业公所，光绪三十年(1 904年)二月，经上海县批准，在此设立《典业公所公议章程十则碑》。《上海县为批准典业同业规条告示碑》称：“数年前公议得规条数则，均各遵守。今又经公议将前定规条加改详细妥治，保全大局。粘呈公议规条，环求立案，并给示勒石，以垂久远等情到县。据此，查阅所议规条，均尚妥洽，除批准立案外，台行给示勒石。为此示仰各典商人等，一体遵照后开公议规条办理，毋违!” 　　清末民初，各地典当业行会仍然很活跃。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东佛山36家按押行组建行会，名为“振业堂”，清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中，收录有此间议订或修订的长沙、湘乡、新宁，安化等地的典当业行规数篇，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当业同业公会，仍有当铺业主70户，从业人员1670人。 　　 　　钱业行会 　　 　　钱庄银号业在明代已经发展起来，它们经营货币兑换、放款，存款等业务，到明末清初已经很活跃，钱业行会在清初已经出现。它们在北京叫“银号会馆”，在呼和浩特叫“宝丰社”，在广州叫“忠信堂”，在上海叫“钱业公所”。 　　北京的钱业行会成立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在1958年对北京市明清工商业会馆的调查，清同治四年(1865年)北京《重修正乙祠碑记》称，正乙祠“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正乙祠又名银号会馆，是浙东人在京经营银钱业的会馆。 　　广州的钱业行会最早是“忠信堂”。据《重建银行会馆碑志》记载息信堂的成立要早于康熙十四年(1 675年)，到乾隆三十四年(]769年)入会银号已有36家，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增至68家，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