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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货币商人金融机构创新 　　 　　现在人们都知道，金融机构分两类，一类是代表国家管理金融业的宏观管理机构，像中央银行、外汇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一类是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企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微观金融企业。前一类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后一种金融机构要晚得多。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说：“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主张政府利用货币工具调节经济社会，可见当时政府并没有建立起货币调控机构。后一类金融机构最早出现的是典当业，明代又出现了钱庄，到了明末清初，货币商人又先后创造出了印局、账局、票号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产生了管理与协调金融业的需要，在政府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能力管理的情况下，金融企业自发地组织了行业协会，这就是政府金融宏观管理部门的萌芽。可以说，金融机构的创新是明清金融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看其发展的轨迹。 　　 　　当铺质店 　　 　　当铺、质店，统称为典当业，也称为当质业，是一种小额抵押消费信用机构。历史上名称比较多，有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等。按照资本数量与经营规模，典当业大致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种：典库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多，期限最长，利息最轻；当铺次之；质店又次之；押店最小，资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重。但是，它们都是以抵押方式提供信用，即出物质钱。 　　当铺自南北朝出现以后，其间虽然有经营保管钱物的柜房、官办的公廨、金银交引交易铺等具有信用性质的金融机构产生，但是都发展不快。明清时代，随着商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典当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当商与商品经营商人联系比较密切，多数当商和商品经营商人是一个东家。当铺除了用月息一分到三分收息之外，还往往与粮商等其他商人结合起来进行投机。在秋收粮价下跌时，粮商以低价收购粮食，典给当铺，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随收随当，来年高价出售，当商粮商坐收厚利。至于当铺在戥秤上、银色上的高进低出，压平擦色，克扣贫民之事亦常有传闻。不过总体来看，典当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舒困救急，融资融物，所以“长生不老”，绵延1500多年至今。当铺的经营思想与理念，从几副当铺的对联大体上可以看得明白：“熙熙攘攘，有无相济”；“笑待当剑客，欣迎典衣人”；“君子困穷须寄物，英雄失志暂留衣”；“上输国课裕国富，下济民急慰民生”。北京城也有一副对联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钱庄银号 　　 　　钱庄，也称钱铺、钱店、钱局、钱号等，主要从事钱币兑换。这类金融机构的最初形式是街市上的钱摊。因为明清时期社会通行的货币有铜钱、银块和银票、钱钞，零星小额交易多用铜钱，大额交易一般需使银两，铜钱和银块之间、银票与银两之间、制钱与钱钞之间兑换较多，初由殷实商号代为办理，随着商品交易扩大，专门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便应用而生。它们最初往往在通衢闹市设一木桌，按照市价以银块制钱相交易，收取手续费，也称贴费。日久天长，它们又代客保存货币或临时借垫。营此业者，获利颇厚，于是发展为店铺，设立铺面，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成为钱庄。有的则是商品买卖店铺兼营钱庄，后来放弃商品经营，专门从事钱业。这种演变从明代已经出现，直到清末市场上还有卖茶又兑钱或卖烟又兑钱的小钱铺、钱摊、钱桌。 　　 　　钱庄的创设是在明代。1529年（明嘉靖八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1577年（明万历五年），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这大概是法定钱铺的开始，当时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进行兑换，以通商品交易。 　　另外有一种由从事纹银熔炼与银饰品加工制作的商户演变来的银号，与钱庄业务相近，只是各地称谓不同而已。华北、东北、西北各地习惯上称之为银号，称钱庄者较少；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称钱庄者较多，而称银号者较少。所以，银号与钱庄可列入一类，它们的业务后来发展为存放汇兑等其他银行业务。 　　经营钱庄、银号的货币商人，晋商、徽商、浙商、苏商、陕商、鲁商、粤商、闽商等都有，但晋商、徽商、浙商、苏商最多。仅据江苏工商业碑刻资料，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就有山西人开的钱庄81家。1853年（清咸丰三年），“山西祥字号钱铺，京师已开四十余座，俱有票存，彼此融通”。据现有史料，北京、天津、张家口、归化、包头、西宁、兰州、汉口等商业重镇的钱业势力多以晋商势力为强。到民国年间，虽然政局动荡，商业困难，山西省内钱庄仍然不少，1912年有412家，1913年有529家，1914年有561家，1915年减为360家，1934年为182家。徽商、浙商、苏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