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论证法律的伦理学立场.docVIP

　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论证法律的伦理学立场 　　　一、引言 　　在司法裁决中，如何进行道德评价一直是困扰法官的难题。对于法官而言，判决必须依法做出且判决结果必须接受公众的检验。这意味着，在法律评价之外，对判决的道德评价势必会发生。因此，为使法官做出正确、理性的道德评价，就有必要在法学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司法判决中的道德论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笔者将以带有伦理争议的代孕纠纷案为中心展开。 　　案情介绍：胡某与柳某签订代孕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柳某为胡某夫妇代孕，胡某承担柳某代孕期间的一切费用，并付给柳某代孕费10余万元，孩子出生后，柳某放弃抚养权，孩子归胡某抚养。协议签订后，在一家医院由捐赠者的卵子与胡某的精子相结合做成胚胎，胚胎被植入柳某体内，后柳某产下一男婴。舍不得孩子的柳某以代孕费偏少为由，拒绝将孩子交给胡某夫妇，并要求自己抚养。双方私下多次协商无果。无奈之下，胡某夫妇将柳某告上法庭。法院认定代孕协议有效，并判决孩子由胡某夫妇监护。 　　对于这样一个兼有伦理争议和法律疑难的案件，法庭内外产生了巨大争议，社会大众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而法律专业人士亦缺乏统一的专业的分析。在现代社会，对于疑难案件人们往往基于个体化的道德直觉或主观情感做出道德判断，这导致疑难案件的公共讨论陷入言人人殊的尴尬境地。因此，要增强判决的社会可接受度，就需要法官在众说纷纭的道德言说中进行理性辨识，在司法裁判中关注公众的道德需求。然而，法官不能直接适用社会的道德观念或伦理准则，否则，法律适用的泛道德化将落入“道德司法”或“民粹司法”的陷阱，使道德判断与法律评价纠缠不清。对于代孕纠纷案这样具有浓厚道德意味的疑难案件，法官需要兼顾法内与法外两种不同性质的逻辑，需要具备平衡“正当裁判”与”依法裁判”的实践智慧，使法外的纯粹道德判断转化为法内规范性命题的证立，从而使道德追求与法治精神得以兼容。关于纯粹的道德判断问题，伦理学家为寻求正确的道德选择进行道德推理，进而构建出内容庞杂且构思缜密的各种道德哲学理论，但伦理学家的思考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思辨之旅，法官无法像伦理学家那样沉浸在玄妙的哲思中。在道德困境或伦理难题面前，法官必须在既定的时间内，根据法定程序在现有的法秩序框架内做出决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法官在司法判决过程中选择一定的伦理学立场，为道德难题的司法裁决寻求大多数人在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方案。可见，司法判决中的道德论证并不同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它并不要求所主张、建议或作为判断表达的规范性命题绝对地符合理性，而只是要求它们在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能够被理性地加以证立”。因此，司法判决中的道德论证就是法官基于现有法秩序在判决过程中选择一定的伦理学立场并运用伦理学方法证成一定规范性命题的过程。笔者将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在法律论证的理论框架下借鉴伦理学理论资源，探讨法官证成规范性命题的伦理学立场，研究法官将法外道德判断转化为法内规范性命题的方法论程序，从而为法官裁决道德难题提供智识支持。 　　二、案件争议中的道德分歧：表现及成因 　　(一)案件争议的“共识危机” 　　公共领域中的案件争议实际上是不受法律制度约束的普遍实践论辩，在无任何制度强制和心理强制的境况下，人们能够基于个人的伦理立场自由地表达对案件的道德观点，这加剧了人们在普遍实践论辩中的“异议风险”，关于代孕纠纷的自由争论因此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据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代孕合法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人数相当，分别为45%和42%。这说明，道德评价的多元已然是现代社会的一般风貌，整体性宗教信仰缺失，“克理斯玛”式权威沦落，正义标准缺乏终极根据，“诸神共舞”的状况使现代社会进入一个理性祛魅的多元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道德异质、阶层分化、利益冲突频繁的现代社会中，人类思维缺乏统一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能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通过下文对代孕伦理争议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现代社会的“共识危机”管窥一斑。首先，代孕是否挑战传统生育道德和生命伦理。通过人工授精方式进行的代孕，让不能怀孕或不宜怀孕的夫妇精卵结合之后植入代孕母子宫中，造成生物学母亲、分娩母亲与抚养母亲分离，进而导致生育行为的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愈加复杂化。在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其实就是代孕婴儿的亲生母亲;在妊娠型代孕中，存在血缘、孕育和养育三个母职要素的分离，造成母亲身份认定的伦理混乱。因此，代孕破坏了传统的亲子伦理关系，形成对传统生育伦理的挑战，这成为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据调查显示，在代孕的反对者中，有58%的人是基于“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理由，其中以老年人居多，61岁以上的人群达69%。但是，支持者认为，社会伦理的变化是缓慢的，传统守旧的伦理观念未必正确，当传统伦理观念与现行法律制度中体现出的价值相冲突时，就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来引导社会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