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刘知裴史学的批判精神纪念刘知袭诞辰1350周年.docVIP

以刘知裴史学的批判精神纪念刘知袭诞辰1350周年 　　今年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袭(661-721)诞辰1350周年。对于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如《史学月刊》这样的史学专业刊物，是需要有篇文字以资纪念的。而且，对于刘知袭的史学思想，虽然出版的论文和论著己经很多，但也还不是无话可说，或者强为之说。他的即使在当代也需要继承或发扬的史学精神，的确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比如刘知袭史学的批判精神，就是一个值得做深度开掘的亮点。 　　当然，关于刘知袭史学的批判精神，几乎是人人都关注到的东西①，但是，仔细盘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人们对刘知袭批判精神的研究和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在前人的研究中，刘知袭的批判精神多是作为其史学思想的一个侧而去认识，而不是作为其史学的核心或灵魂而放置到应有的地位，没有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中心论题去关注。纵观前人的研究，对刘知袭史学批判精神的关注，最集中最明确的表述，要数伯赞先生的一段话。伯赞在《论刘知袭的史学》一文的结尾处，模仿历史上班固评司马迁、傅玄评班固、刘知袭评孙盛的语气和句法，对刘知裘史学做了一个正反两而的定一疑古惑经而鞭挞圣人“疑古”、“惑经”是《史通》本书的两个篇名，刘知袭史学的批判属性即是如此之旗帜鲜明! 　　刘知袭所处的时代，儒家经学具有不可质疑的神圣地位。唐初统治者为了垄断对经学的解释权，组织人力编写并颁定了《五经正义》，作为天下士人的必读教本，更加突出了经学的神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知袭的《史通》发出了对经学的强烈批判，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疑古》篇中，刘知袭说:“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①仅此“理甚相乖”四字，便击碎了经学圣典的神圣光环，这传诵千载之“五经”不仅不再神圣，而且于常理也不通了。 　　我们先来看他对《尚书》的批判。他说:“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②这是从史学角度的批判，谓其记事缺略，帝王兴亡之事万不及一，重言轻事，影响了史事的流传。更严重的问题是，《尚书》中还存在不少言之不实之处，有违实录之原则。譬如，刘知袭指出，《尚书》中对夏柴和商封王一类所谓暴君的丑化和指责就是不实之词。由“疑古”、“惑经”，到直指周、孔圣人，刘知袭的学术批判令人振聋发馈。在他这里，己经没有什么使人值得完全尊崇的可以顶礼膜拜的东西。任何经典学说，任何精神权威，都应该放在理性的天抨上，从历史出发，从事实出发，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判断。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以圣人权威的是非为是非，己经完全不符合他的思维品格。 　　二由学术思想批判而剑指君王 　　以往学界谈到刘知袭的批判精神，几乎都会关注到他对历史上符瑞征兆、俄纬迷信的批判，并由此肯定他的无神论思想，赞扬他的科学意识。这样的认识当然不错。然而，仅比于此，就似乎没有去深究他批判俄纬迷信背后更深刻更尖锐的东西。实际上，他对符瑞征兆、俄纬迷信的批判，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他挑战政治权威的政治立场，他是在旗帜鲜明地执行政治批判。从纯粹的学术观点说，刘知袭的历史观，是重人事而忽天命。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对符瑞征兆、俄纬迷信的批判是极其正常的。《史通·杂说上》中，刘知袭批评司马迁以天命论成败，有一段很精彩的话: 　　《魏世家》太史公口:“说者皆口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 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夫论成败 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 晋之获也，由夷昔之J腹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 道;周之季也，由幽土之惑褒姐;鲁之逐也，由稠父 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己志其兆;亡秦者 胡，始皇久铭其说;厨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征寨 与糯，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 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在刘知袭看来，国家的兴亡成败，是与人事相关而非取决于天命，“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举出了四个实际例子，晋惠公夷吾拒绝忠言以三当代史学及史馆制度批判 学术批判是《史通》的基本任务，全书都是在执行史学批判的使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知袭以前的所有史学著作都被他一一评论和批判，几乎无一漏过。所以，关于刘知袭对以往史学的批判己无需再进行具体讨论;而从批判精神的角度谈论问题，则需要对其关于当代史学的批判做以分析，这是体现他批判精神的一个重要方而。当代史学，离自身很近，有些是刚刚过去的事情，有些则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之批判需要勇气和胆略。 　　我们首先看他对唐初新修的《五代史》②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