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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拉迪当医生

1993年夏天，我在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耳鼻喉科病房值第一个夜班。凌晨三点，一位老人因鼻腔大出血紧急抢救，我握着前鼻镜，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止血钳。带教老师按住我的肩膀：“别慌，医生的手要稳，心要热。”

19年后，当我在广西民族大学的法语培训班背到“maladiepalustre（疟疾）”这个单词时，又想起了那个夏夜的冷汗，但这一次，我心中多了一份笃定。

正是在医院公共栏里看到援非医疗队的选拔通知之后，在响应国家援外医疗事业的召唤之时，我的心底逐渐筑起了一条崭新的医疗之路：或许，医者的“心热”，不该只限于故乡的诊室。

经过大半年的强化学习后，带着忐忑与使命感，我踏上了尼日尔的土地。尼日尔的阳光有棱有角，像晒干的碎金片扎在皮肤上。抵达马拉迪医院的第一天，我站在诊室门口，看着锈迹斑斑的铁门被热风撞得哐当作响，门后飘来混合着消毒水与尘土的气息，这就是我对非洲大陆最初的嗅觉记忆。此刻距我从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已近20年，从南宁的三甲医院到眼前这座连电动吸引器都没有的非洲诊室，命运的齿轮在“援非医疗队”的召唤里悄然转动。老队员曾说：“那里的蚊子能把人抬走。”但真正让我心悸的，不是疟疾的威胁，而是玻璃柜里那排缺了标签的药瓶和候诊区里无数双望向我的充满期待的眼睛。

马拉迪医院的诊室里，阳光永远像熔化的黄金般炽热，而这里的医疗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没有内窥镜，没有电动吸引器，连基础药品都时常短缺。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来自古巴的同行亚妮拉医生，一段跨越国界的医者合作悄然展开。

那是尼日尔马拉迪医院的一个寻常午后，古巴援尼医疗队内科专家亚妮拉医生带着发热头痛、流脓涕的农民阿卜杜勒来到我的诊室看病。经检查，患者确诊为急性鼻窦炎，左侧上颌窦积脓，而医院设备简陋，仅有基础穿刺针和手动注射器。

“Bonjourdocteur……”阿卜杜勒用法语艰难开口，随即被剧烈咳嗽打断。我戴上头灯，轻轻扳动病人的头部检查。当我的手指触碰到患者左侧上颌窦区域时，阿卜杜勒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整个人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体温39.4摄氏度，持续高烧三日，左侧上颌窦区触痛剧烈，必须立即穿刺引流。但麻醉剂不足、患者因恐惧和迷信而抗拒治疗，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难题。

“在古巴的乡村医院，我们经常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问题。”亚妮拉的话带着加勒比海的爽朗，却又在蹲下身时变得温柔。她掏出她在古巴医院与康复病人的合影，并用手机画出上颌窦的解剖图，指着安全穿刺区域安抚着阿卜杜勒。而我则用“椰壳取水”的比喻，慢慢松解了阿卜杜勒紧绷的神经，他紧绷的面容终于松动，缓缓点了点头。

当男护士用民谣般的语调哼唱着固定住病人头部时，我们的穿刺针正精准地刺入脓腔。浓稠的黄绿色脓液涌出，手动注射器一次次抽吸，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稳定的手法，汗水浸透了我的手术服。中途患者剧烈咳嗽，穿刺针险些移位，男护士稳稳控制住患者头部：“继续，我能稳住！”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继续专注于手中的操作。脓液逐渐减少，亚妮拉开始用生理盐水冲洗窦腔。阿卜杜勒的痛苦表情明显缓解，肿胀的眼睑也开始松弛。“快好了。”我安慰道，同时惊讶于自己声音里的疲惫，非洲的炎热和紧张的手术消耗了我大量体力。

最后一次冲洗完成，我小心地拔出穿刺针，立即为阿卜杜勒贴上敷料。病人长舒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眼中泛起泪光：“Merci，docteurs……”他的妻子也用豪萨语致谢，男护士翻译道：“她说你们是天使，她丈夫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们有五个孩子要养活……”我喉咙发紧，只能轻轻点头，对他们说：“医者无国界，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此刻，这句话有了全新的意义。窗外，尼日尔的夕阳将整个医院染成金色，中国与古巴虽远隔重洋，此刻却在非洲大陆共同书写着医者仁心。

一个周日，应尼日尔马拉迪苏丹王邀请，当地司机苏莱曼开车载着我和心血管内科秦医生一行前往会诊。73岁的苏丹王患有慢性鼻窦炎和高血压，檀香木雕花长椅上，他不时按压太阳穴，向翻译描述自己持续数月的头痛和鼻腔堵塞症状。

我首先使用便携式鼻内窥镜进行检查，发现患者双侧中鼻道可见脓性分泌物，黏膜呈现慢性充血状态。“这是典型的慢性鼻窦炎表现。我通过翻译向苏丹王解释，同时展示内窥镜成像画面，“建议每日用生理盐水鼻腔冲洗，配合局部激素喷雾。”考虑到当地气候干燥，我还特别调整了用药方案，增加了保湿鼻用凝胶。还送给他医疗队带来的国产的鼻炎康片，并交代好用法。

秦医生则发现苏丹王血压高达168/95mmHg，详细询问后得知苏丹王每日食用大量传统腌肉和椰枣。“您需要控制钠盐摄入。”秦医生用食物模型演示每日盐分限量，“这种中国的草本茶可以替代您习惯的浓盐茶。”他为患者制订了阶梯式降压方案，选用适合热带地区服用的长效钙拮抗剂。

诊疗结束后，我们向苏丹王赠送了特制的双语用药指南，在随后三个月的随访中，苏丹王的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