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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七里湖地区：从“钉螺疫区”到“天然粮仓”

曾经东至县的七里湖畔，钉螺密布、沼泽荒滩，如今却是稻浪翻滚，收割机穿梭其间，金黄的稻谷如瀑布般倾泻入车斗，这幅现代农业丰收图景背后，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治水战瘟传奇。

水患虫疫，钉螺不除哀民生多艰

东至虽然是个山区县，但又襟江带湖，长江过境85公里。尧渡河下游的七里湖一带湖泊、滩洲、湖汊纵横，有湖泊20个、大小湖汊136个。每到汛期，山洪暴发，尧渡河上游百川之水，夹带着大量泥沙，奔腾而下，泻入湖中，导致河床淤积，洪水四溢，泛滥成灾。高地开垦的耕地，十年九不收；已圈成的堤垸，堤防矮小，经常溃破成灾。同时，此地钉螺肆虐，又成为血吸虫的孳生地。

血吸虫病在东至县流行已久，是县内流行范围广、危害程度最严重的地方病。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查，建东乡（今属尧渡镇）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当地5大姓氏住户中，因患血吸虫病死亡829人，绝户224户；江窑、欧窑村（今属东流镇）清末有105户451人，到1949年只剩21户22人，被称为“寡妇村”“罗汉村”；查桥乡（今属尧渡镇）查桥村的徐村，原有50余户，到1934年只剩1人，后亦患血吸虫病死亡，全村毁灭。临湖乡（今属大渡口镇）民乐社的翻身湖下王场、扁担等3个自然村，从1945年到1949年，因患此病死亡139人。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全县因血吸虫病死亡1万余人，毁灭村庄120余个，荒芜土地3万余亩。一片“千村薜荔人遗矢”的凄凉景象让人痛心。当地民谣唱道：“昔日沿湖边，苦日子赛黄连，钉螺密布似蛛网，人亡地荒村庄毁，湖水都是穷人泪，山岗遍布白骨堆。”“十年不闻婴儿声，家家不见摇篮床”“十年就有九年淹，一亩难收两担粮”成为沿湖人家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东至人民一直致力于兴修水利、防洪灭螺，但是七里湖地区“十年九灾”的困境和肆虐的血吸虫病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8年中，县城尧渡镇就有21年被淹，造成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房屋倒塌，损失惨重。七里湖依然是一片荒凉景象。

愚公移山，七里湖畔的治水壮举

面对严峻形势，东至人民没有退缩。20世纪70年代，全县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治理尧渡河、根治七里湖的防洪灭螺伟大战斗。当时，一无钱、二无粮、三无材料，工程之难，超出想象。

1974年，全国江洲湖滩灭螺现场会在东至县城召开，这进一步激发了疫区人民防病灭螺的积极性。县委、县革委会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尧渡河中下游防洪围垦灭螺工程治理规划》，提出“河湖分家、旧河改道、沿山撇洪、沿湖打坝”的治理策略，以实现泄洪、蓄水、灭螺三结合，并于11月获得安徽省革委会批准同意。12月，县委成立尧渡河防洪灭螺工程指挥部，县委书记挂帅，七位县领导分别担任政委或正、副指挥长，确保县委常委中拿出二分之一的力量指挥战斗。时任县委书记张成钧与另外3位县领导亲临一线，坐镇指挥；从县直机关抽调60名政治觉悟高、革命干劲大、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到指挥部办公。各区成立指挥所，实行党政一把手轮流上阵。以民兵为骨干，按军事建制，县组建民兵团，公社、大队分别组建连、排、班等作战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按照作战方案，实行“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顺民心、合民意的根治七里湖战斗打响后，全县广大干群迸发出极大的热情。振奋人心的口号响彻东至的山山水水，工地上红旗猎猎，号声阵阵。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展，全县实现了总动员。富有抗洪抢险经验的沿江沿湖人民首当其冲打前阵，在工地上安营扎寨，主攻工程难度大、质量要求高的强工险段，如东流大闸的闸基浇注抢建堵口、切岗开挖新河道等;山区人民响应县委“山区支援圩区”的号召，动用了成千辆汽车、拖拉机、板车、独轮车，车轮滚滚，日夜兼程地开赴工地，运送材料粮草;各级干部和广大民工顶烈日、战严寒，高峰时有13万民工同时奋战在工地上，而当时全县只有43万人口；1230名县直和区、公社干部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县直机关留守的干部也积极参加劳动，挑土、运石、锤石子。机关单位想方设法为前线提供服务，商业、供销部门在工地上摆摊设点，供应工具10余万件。工地上，开山炸石的炮声、民工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汽车拖拉机的马达声……汇成一首动人心魄的战歌。

尧渡河中下游防洪围垦灭螺工程，在东至县水利建设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项综合治理工程。经3个冬春的苦战，完成土方1467.5万立方米、石方68.91万立方米、混凝土方3.73万立方米；劈岗开河37.4公里，开挖沟渠9条、52.8公里，切岗9.4公里，筑新堤45.9公里，公路改线9公里，兴建排灌站5座、装机53台，大小涵闸16座、大小桥梁16座，以及涵斗枢纽建筑物工程100余处；新垦农田5万余亩，新增排涝面积6.65万亩，消灭钉螺2850余万平方米，占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