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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敌占区去治淮

1941年至1942年，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投降，伪军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抗日根据地的爪牙。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加上华北等地区连年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克服困难，特别是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两个运动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保证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师继续在淮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并于1941年8月成立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委员会（简称淮北区党委）。淮北区党委书记是刘子久，委员为刘瑞龙、刘玉柱、张彦、吴芝圃。在淮北区党委领导下，淮河两岸的对敌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8年6月，为阻挡日军进攻，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河水滚滚而下，形成了面积广大的黄泛区，使无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黄河决口，也造成淮河河道淤塞，由于堤防年久失修，堤坝冲决，淮河两岸连年受灾。为了发展生产，支援抗战，淮北区党委决定修复淮河大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泗五灵凤县。当时，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是张彤，副书记是洪沛，县长是徐崇富，我是县委委员、城工部部长。县委决定由我来负责治淮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县委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工委书记，成员有李世聘、江汉卿等同志，还有淮北区和浍南区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工委。工委的任务是领导修复蚌埠至五河县淮河北岸180多里的大堤。

此时的津浦、淮南铁路线和淮河沿岸主要城镇均被敌伪所控制，并建立了各种敌伪组织。五河县城是伪县政府所在地，长淮卫、临淮关、毛滩是伪据点，日军的汽艇在淮河中日夜游弋，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对这个地区控制很严密。在这种形势下，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治淮，任务异常艰巨。大批民工能不能进入敌占区，进去后能不能站住脚，敌人会不会捣乱、破坏？加上物资、器材等严重缺乏，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治淮，对我们是严峻的考验。在淮北区党委、泗五灵凤县委领导下，我们工委克服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开始了这项不平凡的治淮工程。

复堤工程从1942年春节后开始，到农作物夏收前结束，历时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成功修复了180里大堤，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在复堤过程中，我们始终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发动群众。淮北地区在历史上便是多灾多难的区域，自蒋介石决黄以后，更是经常发生水灾，平畴千里，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胜数，百姓所受灾难，难以言状。“淮河湾，淮河长，淮河儿女泪汪汪，背井离乡走四方”，这首民谣是淮北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多少年，多少代，哪有官府过问百姓的死活！如今，我们向群众宣传要治淮，受尽淮河灾害苦难的老百姓，不知有多么高兴，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了。淮北地区的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治淮。淮北区和浍南区出动约2万名民工，担任复堤任务。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关系到淮河岸边的敌占区去做群众工作，宣传治淮是为了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道理。敌占区人民听说要修淮河大堤，奔走相告，都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表示全力支持。由于得到了敌占区群众的拥护，我们的民工才能开进去、站住脚，顺利进行复堤工程。

二是进行统战工作。为了争取各方面力量为治淮出力，我们对当地有名望、有影响的地主、开明士绅和小知识分子，一家家登门拜访，争取他们对治淮的支持。这些人中，有的听说新四军搞治淮，吓得不敢沾边；有的借故推托、敷衍；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地方公益事业，对广大群众有好处，愿意为之奔走效力，例如很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陆家骥便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通过这些人出面活动，扩大影响，为我们提供情况，有力地配合了治淮工作。

三是争取伪军。伪军是杂牌军，内部矛盾很尖锐。我们摸清了沿淮各据点伪军军官的情况，就动员他们的家属和亲戚、朋友去做他们的工作，晓以大义，指明利害，劝告他们弃恶从善，要他们在治淮期间不要捣乱，不能与新四军打仗，更不能报告日本人。不少伪军觉得治淮对他们并无害处，甚至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也就答应不和我们为敌，客观上起了掩护的作用。

为了保卫工委和随工委活动的工作人员的安全，我们组织了一个连100多人的武装，由我带队，活动中心在五河县沫河口。白天我们把队伍拉到淮河边隐蔽起来，晚上就把队伍拉到离淮河较远的地方，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白天警卫，夜晚行军，随时准备打仗。在群众的掩护下，工程期间没有遇到敌人的骚扰。

到了工程后期，要在北淝河入淮处重修五河县沫河口大闸，可石料、木料、水泥等建闸材料到哪里去搞呢？正巧，我们从汪伪的报纸上看到，汪精卫伪政府也扬言要兴修水利，还给各地拨了粮款。于是，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向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