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20世纪的遗产谈21世纪的任务.pdfVIP

· 8· 2002年第 6期 从历史学 2 O世纪的遗产谈 2 1世纪的任务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国刚 21世纪的中国史学不可能凭空产生 ，20世纪的遗产乃是 21世纪 中国史学发展 的起点 。因此 ， 总结 20世纪的经验教训 ，是展望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必要前提 。对 20世纪中国史学 的反思应该在 这样一个框架 内进行 ，即：20世纪是 中国学 术文化转型时期 ，其标志是从传统学术走 向近代 ，其动 力是西学东渐 ，其表现是新 的学术范式形成 。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础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但又不是传统史学的简单延续 ，而 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的变异和发展。在传统经史子集 的学术体系里 ，虽然史学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 但它毕竟是政治的附庸。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输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在发生瓦解。到 20世纪初叶 逐渐形成中国的近代学术，王国维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中国学术的思想理路可用陈 寅恪总结王 国维 的那三句话来概括 ：“一 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 释证 ”；“二 日取异族之 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 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 ；西方理论 、概念与本 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 陈寅恪的精辟论断原是针对王国维治学道路的总结，也是对他本人治学理想的表述，但无论总结还 是理想都是静态 的描写 ，当它被后来者不断标榜并还原于实践 中时，不可能指望还会是王国维思路 与手法的原样翻版，而是具有与时俱变的内涵。这种内涵体现为方法与观念的互相影响，而其作用 结果的复杂性远非几句话能轻易概括。所以，当我们以这三句话来总结整个 20世纪的学术思路时， 其标志性意义更大一些 ，而当具体分析之时，决不能忽略时间为每句话 留下的轻重不一的痕迹。 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国维之运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周历史，郭沫 若之运用殷墟 卜辞研究古代社会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这一研究思路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 大，而这一思路的形成与深入都得益于有关实物的获得状况，如王国维的创举仰赖清末安阳出土 “殷墟书契”。但这一思路一旦形成又具有观念性意义，可以指导研究者将旧有的实物赋予新价值。 如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1921年)，于甲骨文之外畅叙石刻、金文的史料价值，他所举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蕃会盟碑》、开封犹太教寺碑 以及诸多关 于边疆事迹 的石碑 ，其 中有不 少碑文早见于前代金石文录 ，然而直到此时才被纳入研究边疆历史、民族交往的视野。同样 ，金文的 价值在梁启超眼里也不止于论述文字变迁之迹，而是推究古代社会情状的重要依据。到二三十年代 之交，近代考古学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此时将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已成为研究者的共同认识与普遍风气。至于当代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的运用 自然 都该属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升华，而在这一发展升华的过程中在在可见观念之确立与实物之 获得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如此有效实则也反映出下文将要谈到的史学的科学化理念，或者 说实证意识在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 中的至尊地位 。 第二 ，“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 旧籍互相补正”。在运用这一方法的过程 中，语言学成为历史学 的紧密盟友 ，这首先表现为以解读语言为解读文献的钥匙 ，是对语言工具的直接引用 。在这方面 ，20 世纪初叶参考 蒙古源流 》编纂(新元史》，运用阿拉伯等域外资料研究边疆史地成就非凡 ；韩儒林对 突厥三碑的考订和翻译，陈寅恪运用梵文等资料研究中国佛教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述梁启超对 四裔碑版价值的认识也应属此类 ，如陈寅恪曾以《唐蕃会盟碑 》碑阴残文订正 蒙古源流》和《新 旧唐 书吐蕃传》中对吐蕃赞普名号的错译与误书。 2002年第 6期 ·9 语言学与历史学结盟的另一表现是西方语言学观念 的影响。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并非单纯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机构其工作旨趣之一是借助不同语言的亲族关系和某种语言的 演变历程来解读相关的社会情状与历史进程；不过以语言为桥梁探究不同人群间的关系，免不了要 以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为依据。(这样的结盟也并非傅斯年独创。而是有所本于西 方的研究先例)傅斯年曾专门提出，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是汉语同族，研究古汉语有赖与这些语言的 比较，又由于同属印度支那语系，研究它们也有助于研究印度支那语言(傅斯年：《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 之范围及旨趣》，载《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陈寅恪也有类似看法 ，提到西夏语与汉语 同属印度支那 语系，研究西夏语有助于对中文开展比较研究。 取异族故书补正吾国旧籍之蔚然成风，也连带反映出文化观念的变迁，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