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旌表与唐宋两代孝悌行为的变异.pdfVIP

2003年第 2期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2 2003 总第 202期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um No．202 官方旌表与唐宋两代孝悌行为的变异 王 美 华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系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旌表孝悌是唐宋两代社会教化的重要方面。由唐宋社会对孝悌行为的主观认识的 差异、割肉救亲行为在唐宋两代的认可程度、孝悌观念在大家族中的存在状态等方面人手，分析孝 悌行为由出自天性缘于亲情的个人行为到为官方礼法引导和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变异过程，可探讨 唐宋两代社会教化的差异以及唐宋变革的深刻社会意义。 【关键词】唐宋；孝悌；教化；天性 【中图分类号】K242；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2—0021—07 唐宋时期官方不断强化的社会教化措施不仅直接影响了社会对礼乐教化的认识 ，同 时也促使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因受到官方礼法的引导与控制而不断发生变异。在这一过程 中，由官方旌表孝悌而引起的唐宋两代的孝悌行为的变异，是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 、 由立身扬名到教孝而求忠：唐宋两代对孝悌的认识差异及其影响 旌表孝悌一直是社会教化的重要方面。但是，唐宋时期对孝悌的认识却并非一成不 变。唐高祖“旌表孝友诏”云：“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u (卷一)《旧唐 书·孝友传》开篇日：“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夫善于父母，必能隐身锡类，仁惠逮于胤 嗣矣；善于兄弟，必能因心广济，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 而顺下，令终而善始，虽蛮貊犹行焉，虽窘迫犹亨焉。自昔立身扬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 也。而其篇后又赞：麒麟凤凰，飞走之类。唯孝与悌，亦为人瑞。表门赐爵，劝乃锡类。彼 禽者枭，伤仁害义。”【2](@-AA)通过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唐代对孝悌的认识还局限在个 人品行素质的范畴之内，孝悌是个人得以区别于禽兽，得以“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 “立身扬名”的重要因素。而政府的旌表也只在于赞赏其“唯孝与悌，亦为人瑞”的个人天 性特点。尽管在这里也已经涉及到“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的孝悌行为的政治功效的认 识，但是，当其言及“自昔立身扬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的时候，就表明唐人对这种政治 功效的认识仍然是极为模糊的。 [收稿日期】2002—03一o8 [基金项目】2001年东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美华(1973一)，女，辽宁瓦房店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 2l · 宋人的认识则与唐人有明显的差异。所谓：“圣人治天下有道，日‘要在孝弟而已’。 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 之。故日‘孝者天下大本 ，法其末也’。至匹夫单人，行孝一概，而凶盗不敢凌 ，天子喟而旌 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3 (卷一九五)显而易见，由“表门赐爵，劝乃锡类”到“天子喟而旌 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欧氏在《新唐书·孝友传》的篇尾的赞语正说明宋人已经超出了 唐人认知的局限，清醒认识到旌表孝悌、实现由孝而忠的政治功效的重要意义。 唐宋时期，官方对孝悌的认知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孝悌方面的法令内容的变化以及唐 宋两代处理有关孝悌案件时候的遵礼守法原则的施行。仅以家庭关系的维系为例，《唐律 疏议》之“子孙不得别籍”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41(卷一 二)。《宋刑统》沿袭了唐律的规定，《户婚律》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条规定：诸祖父 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51(~---)。表面看来，宋代的法律规定比之唐代 并无变化，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宋代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令的颁布却反映出官方对孝 悌的法律规定的变化。宋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禁西川山南诸道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 诏”日：厚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于敦睦，况犬马尚能有养 ，而父子岂可异居， 有伤化源，实玷名教，近者西川管内及山南诸道，相次上言，百姓祖父母在者，子孙别籍异 居，诏到日，仰所在长吏明加告谕，不得更习旧风，如违者并准律处分[ (卷一九八)①。开宝 二年八月，又令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其罪死【7 (卷一o)，而太平兴国八 年，又诏川、陕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前诏并弃市，自今除之，论如律[ (卷二四)。 法令的出现在于社会需要这种约束，法制规定的不断严格也正意味着其约束力的不断削 弱，由徒三年到处死，唐宋时期的法令的变化本身所反映的事实也在于此。最终，弃市处 死刑罚被废除，则表明宋代政府已经开始借助于新的手段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