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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传播者探究 　　一、商人 　　既然是一条商道，古丝路上最主要的旅行者当然就是商人。为了赚取商业利益，他们成群结队常年累月地在丝路沿途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奔走。因为职业，他们必须同不同语言、文化、民族或国籍的人交往。这种职业习惯，自然而然地造就了他们见多识广、博闻强识、能言善辩的特点，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眼中公认的消息灵通人士。古丝路上众多的传播者，商人是其中的主力。 　　古丝路上来往的商人数量之多，商队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学者多有记述。北魏学者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商胡贩客”即西域商人。《周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使团通使北齐，西魏伏击了这支使团：“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一次伏击竟虏240名西域商人，可见丝路沿途来往商人之多。至于商队，人畜车马全算上，再加上随队保护人员，规模更大：“每支商队的骆驼数目多寡不等，有50头、100头，甚至多达1000头。商人总喜欢结队而行，这是因为在遇到劫贼的情况下能增强抵抗力量。最富有的人养一些弓弩手作为私人保镖，稍穷一点的就出一点钱求助于前者的保护。”除了西域商人，也有大量中国商人沿着丝路远赴西域经商。15世纪初，西班牙宫廷大臣克拉维约出使中亚帖木儿帝国，在首都撒马尔罕就亲眼见过一队拥有800匹骆驼的中国商队，满载着绢、缎、麝香、钻石、珍珠以及大黄等商品：“我们行至撒马尔罕之数月前，有自中国国境内来此之大商队。商队拥有骆驼800匹，载来大宗商货。及帖木儿远征归来，认为商货既系中国天子境内运来之物，遂将人货一并扣留，不放一人归去。”古丝路来往商人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古丝路商人经商的同时，还附带兼任着传播者的工作。在古丝路沿途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看来，商人不仅是买卖人，还是传播远方信息的灵通人士。麻赫穆德·喀什葛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这样解释商队“：arkx，商队。这个词在言语中是这样用的‘：yrakyrsavnarkxklduuml;ruuml;r。’远方的信息由商队带来。”同时代的另一位维吾尔学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也在他的名著《福乐智慧》中，就商人的这一特点做了强调和论述。在他的眼里，商人作为传者，传递的不仅是远方的信息，还可以传播人的名声：“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敞开大门，和他们交往。对待他们应该慷慨大方，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传扬。世人的名声由他们传遍，好名声坏名声他们都传。”“请听周游世界之人来讲，他曾奔走四方，见多识广：倘若你想使自己名扬四海，就应将异乡人好好地对待。倘若你想在世上扬名，对商人的回赠千万莫轻。男儿啊，你想获得好的名声，要好好对待商队和异乡之人。和商人就应该这样交往，你将生活欢乐，名声传扬。” 　　在两位古代维吾尔学者眼里，经商仅仅是商人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文化交流、信息传递的传播者。在古代交通非常不便，信息极度匮乏，传播手段又异常简陋的情况下，丝路沿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所以能够了解外界信息，接触不同文化，商人无疑作出了极大贡献。 　　二、宗教信徒 　　丝路沿途国家众多，居民信仰亦复杂多变，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传播和流行。不同宗教的虔诚信徒，或为了寻求真理，或为了弘扬法义，沿着古丝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长途跋涉，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世界三大宗教中，以佛教诞生最早，在古丝路沿途传播一度也十分昌盛，其弘法求法教徒最具代表性。 　　佛教传入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的确切时间已很难考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直至佛教在印度以及西域各国最终式微，一批又一批的佛教信徒或西行求法，或东下弘法，历时甚久，数量众多。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一般认为始于三国朱士行，两晋南北朝时形成第一次高潮，隋唐时期西行求法者依旧不少，且出现了诸如玄奘这样的对中印文化交流影响深远的重要代表人物。宋代是中国僧人赴印的最后一个高潮，北宋初年宋太祖曾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西去印度，是中国历史上官方派遣的规模最大的访印度团队。宋之后，由于佛教在印度以及西域各地的式微，西行求法的僧侣就极其稀少了。至于东来中国弘扬佛法的佛教徒，据统计，仅限东晋南北朝时期，仅限印度籍僧人，便有“55人，较此前有着极大的增多。其中来自罽宾的有13人，来自北印度其他地区的有8人，来自中印度的有8人，来自南印度的有3人，来自狮子国的有6人”。自三国至隋唐，绝大多数的佛教求法弘法僧侣早已佚失名姓，仅有少部分人得以见诸典籍，其中较为人所知的主要有：朱士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