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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功臣画像的文学接受分析 　　赵宪章在《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写道：“在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史上，大凡被二者反复书写或描绘的题材，多为人类精神的‘原型’”，那些题材“之所以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反复出现，被文学和图像艺术反复书写或描绘，就在于其本身蕴涵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萦绕着某种足以使整个民族难以忘情的心结”。 　　中国古代著名功臣即此种精神的“原型”，在艺术史和文学史上都被反复描绘和书写，蕴涵着几千年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历史上为大家熟知的功臣画像有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唐代凌烟阁，宋代显谟阁、景灵宫、昭勋崇德阁，金代衍庆宫以及清代紫光阁功臣画像等。从历史、政治、艺术角度研究功臣画像，已有不少成果②，本文将从文学角度研究功臣画像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史意义。 　　一、语言模仿图像的“逆势”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悠久的命题。关于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古代一般存在重文字轻图像和重图像轻文字两种倾向。 　　就图像的优越性而言，由于古代人物画像普遍具有训诫教化意义，如王维所说“无声之箴颂”①，图像比文字更加直观形象，便于将内含的深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图像的认识价值便得到较好体现。唐代画论家张彦远极力抬高图像的意义：“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② 就宣扬道德教化的角度来说，绘画比文字具有更为直观的作用，作为造型艺术，其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文字不可比拟的优势，观画者“心存懿迹，默匠仪形，其余风化幽微，感而遂至”③。与文本相比，图像“视觉表象之力量”尤为突出，且可以用来传递知识、信仰等一些深层次的观念。 　　另一种倾向认为文字的功用超越图像，可以汉代王充的观点为代表，《论衡·别通》：“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俱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独墙壁之画哉?”④ 王充批判汉代盛行的图画人物风气，认为有名望之人的言行更易激劝人心，而古代圣贤的言行必须通过文字得以流传后世。此番言论传达了崇文字抑图像的思想，代表了古代的主流观念。 　　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观点，在文字(诗)和图像(画)的表现力度方面，德国戏剧理论家莱辛指出： 　　诗的范围较广，我们的想象所能驰骋的领域是无限的，诗的意象是精神性的，这些意象可以最大量地、丰富多彩地并存在一起而不至互相掩盖，互相损害，而实物本身或实物的自然符号却因为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而不能做到这点。⑤ 　　图像直接表现具体的实物，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文字是“精神性的”即观念性的，表现领域比图像更为广泛，这是文字较之图像特有的优势。 　　赵宪章进一步说明图像和语言两种符号的属性及二者互仿的“顺势”与“逆势”：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两种符号，“实指”和“虚指”是它们的基本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因而是强势的;图像是虚指符号，所以是弱势的。当语言进入图像世界，即二者合为一体、共享同一个文本时，它们的符号属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强势和弱势，不但不会有任何改变，反而有可能导致语言对于图像的驱逐……“驱逐”最一般的情势是“语图唱和”，但是语言绝不会忍受图像的局限。⑥ 　　图像符号是弱势的，语言符号是强势的，因而图像模仿语言属于顺势，而语言对图像的模仿则属于逆势。当先有图像，而语言对之进行“模仿”即转译时，往往会突破图像的局限，从而进一步加以延伸和演绎。 　　历史上的功臣画像和表现功臣画像的文学作品之间亦如以上图像和语言的关系所论，语言(文本)的表现力更强。从现存功臣画像来看，作为“空间艺术”，图像表现的是功臣个人肖像画，对人物做静态描写，或选取功臣作战过程中最精彩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动态画面进行艺术再现，将之定格下来。而反映功臣画像的文字，无论是与功臣像如影随形的画像赞，还是文人为画像撰写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作为“时间艺术”，所表达、传递的内涵更为丰富。功臣画像在后代得以广泛接受和传播，很大程度上缘于画像借助文学这一媒介。 　　二、文人对功臣画像的接受方式和接受原因 　　俄罗斯学者郭静云认为“视觉性”英雄造型的方式出于两种需求---祖先崇拜和历史纪念，前者指将国家大事祭告祖先以求得祖先神明护佑;后者则为了纪念功绩突出的英雄人物。① 后世功臣画像更明显地沿着纪念英雄人物的社会需求发展，凸显被画像人物的功绩与荣耀。功臣画像作为轰动朝野的艺术、政治事件，在文人心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并参与到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价值选择的构建当中，如李白“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张籍“今取安西将报国，凌烟阁上大书名”等表现了他们忠君报国的热情。所以，文人笔下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