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道德治理的三重向度.docVIP

分析道德治理的三重向度 　　道德治理概念的提出，既是直面当前道德问题的一种理论自觉，也成为改善当下社会道德状况、提升道德水平的现实课题。在对我国当前道德现状的客观和理性认知中，我们所坚持的立场就在于，既要“充分肯定中国当前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同时“决不意味着任由各种严重存在的败德现象泛滥成灾，而是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去治理和根除这些败德现象。因此，在认清主流的同时，正视这些道德问题的存在，进而在剖析成因的同时提出相应的应对和治理之道，无疑成为纾解人们的道德焦虑和改善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以满足人们向善价值追求与道德期待的必要前提。诚然，就导致道德败坏的原因及其“治理”的实践路径而言，尽管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在“谁之治理”、“何种治理”等一般化的问题上有着某种历时性的差异与认知，然而在我们看来，同样处在一个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都世俗化了的社会，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其对导致人类道德情操败坏的原因所作的深刻揭示，以及在对惩罚与正义、欲望与良知、报偿与信仰的理论叙述和实践逻辑中，为谋求“德富一致”的社会和谐与秩序图景所作的努力，对处在经济发展洪流之中的当下社会而言，仍具有某种现实的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从而也为人们认识各种败德现象的生成原因，以及就解决道德问题所能谋求的治理之道，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照。 　　一、道德败坏及其生成原因 　　在当前“道德滑坡”的社会责难中，人们在感慨“诚实无用”、“好人难做”的同时，甚至时有这样的嘲讽，u}口今缺德的甚至要比缺钱的还多。”应当说，正是在对各种败德现象的普遍责难中，我们认识到改善社会道德风气、“治理”各种突出道德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实性。不论是对少数官员的权力寻租、腐败贪污的愤慨，还是对一些企业和商人缺失诚信、唯利是图的谴责，抑或对一些社会成员公德沦丧、道德冷漠的指责，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领域中所存在的各种道德败坏的现象，都在强烈地刺激着我们那敏感、甚至己经开始变得脆弱的道德神经，而极易把人们导向对社会道德状况的一种悲观与消极的情绪之中。由此，我们也亟待确诊导致在这些领域、以及某些社会成员之所以出现失德现象的原因。而我们既看到，经济发展为社会文明的累进和公民的生活幸福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对财富的追求以及财富本身过度的“溢出效用”在所有社会领域中的渗透和蔓延，又潜隐着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失落、道德败坏的精神危机。而同样站在西方社会转型的峰口，亚当·斯密在分析引起道德情操败坏的原因时指出，嫌贫爱富和趋炎附势的心理，成为导致“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由此，其典型的社会表征就体现为“我们经常看到:富裕和有地位的人引起世人的高度尊敬，而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却并非如此。我们还不断地看到:强者的罪恶和愚蠢较少受到人们的轻视，而无罪者的贫困和软弱却并非如此。相较而言，我们当下的社会条件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然而对于一个官本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仍根深蒂固的社会而言，对财富和权力的过分钦羡，及其由此而产生某种异常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仍然成为导致当下出现各种败德现象最重要的原因。 　　诚然《论语》中亦有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既作为人生欲求的目标和对象，也有其自然的经济和政治的含蕴。而借用马克斯·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时所指出的，“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显然，道德败坏的原因并非指向财富和地位本身，而是指向人们追求这些欲求目标的态度和方式，以及既定的社会为其实现所能提供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贤哲们也并不完全拒斥对这些人生目标的正当欲求，而是强调“以其道得之”。而在西方道德哲学家们那里，它们则显然需要的是某种约束、制衡和引导，需要的是社会结构的条件、以及经济行为主体的伦理精神所能提供的对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因此，如果说在斯密的解释逻辑中，这种嫌贫爱富和贪恋虚荣的心理只是导致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的、基于某种人性弱点的“隐性基因”，那么更为显性的特征就在于，当社会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失去了基于普遍性和正当性规则的约束，进而也失去了与道德和美德的现实关联，从而陷入某种“无规则”抑或只认同某种“潜规则”的竞争和流动中时，就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败坏的明显表征。 　　当社会中大部分人仅仅成为财富和权力的钦佩者和崇拜者，这种社会风气的弥漫无疑会成为道德败坏现象出现的诱因。也由于一旦过分地彰显和夸大了人际之间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