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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商业博彩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对于商业博彩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关法律规定较为薄弱，对于商业博彩的规制比较简陋，甚至完全没有规制，致使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为了建设良好的商业环境与社会环境，我国应当重视商业博彩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尽早采取措施予以规范。本文以我国几种典型的商业博彩形式为例，讨论商业博彩所涉及的法律和规制问题。 　　社交性博彩的法律规定及存在问题 　　21 世纪以前，我国法律与公共政策对博彩一向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而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两高”)公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 号)，改变了一直以来对赌博的严厉态度。该解释第九条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这一司法解释在对待赌博的态度上向前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 　　首先，对于“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性博彩或称社交性博彩，不仅不以“赌博罪”论处，而且直接是不以“赌博”论处了。完全否认社交性博彩的赌博性质的结果，必然造成有关政府部门对社交性博彩疏于管理。而“两高”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少模糊性字眼，所谓“少量”财物输赢、“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等，都是难以量化的，这为娱乐性博彩转向营利性赌博提供了机会。我国许多棋牌室正是利用娱乐性博彩与营利性赌博的模糊性，以娱乐性博彩为幌子，经营营利性赌博。 　　其次，这项规定不仅正式把社交性博彩合法化了，甚至把提供娱乐性博彩服务的经营行为也合法化了。在其他法域，尽管允许社交性博彩者众多，但允许“棋牌室等娱乐场所”经营社交性博彩者鲜见。例如，我国香港允许社交性博彩，但“博彩游戏并非以生意或业务的形式筹办或经营，亦非为任何人的私有收益(以博彩游戏的博彩者或在博彩游戏中博彩的人的身分赢得者不计)而筹办或经营”者，方为合法(香港《赌博条例》)。我国澳门是博彩之都，允许在私人住所内打麻将(午夜过后影响他人者除外)，但并不允许“经营”麻将：“凡在商业场所、住所或其他场所以牟利目的经营麻将赌博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罚金”(澳门《不法赌博》第十二条)。美国的爱荷华州允许在获发执照的酒馆内进行社交性博彩，但在博彩进行期间，店主不得收取入场费或服务费等额外费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更加严格，虽然允许社交性博彩，但不允许博彩参加者以外的任何人从中得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好处(Title 18 Criminal Code: Article10 Gambling)。这条严格的法律基本上排除了在经营场所内提供社交性博彩服务的可能性。例如，如果酒馆的老板没有收取额外费用，但因为提供社交性博彩场所而吸引了更多的客人，从而提高了酒馆的经营收入，按照科罗拉多的法律，就算得到了间接的好处，老板提供博彩服务场所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最后，“两高”的司法解释将社交性博彩合法化，但有关政府部门对棋牌室经营博彩缺乏进一步的管制措施。从世界范围内看，如果一个法域将博彩合法化，一般会有跟进的规制措施，防止博彩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博彩合法化之后即放任自流，对社会造成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社交性博彩，各法域采取的规制措施一般包括：第一，博彩服务提供者必须获颁发执照后才能开展相关业务。我国香港规定，如果社交性博彩发生在非私人处所内的社交场所，则该场所必须是根据有关法律领取酒楼牌照或符合《会社条例》规定的场所。爱荷华州规定，酒馆除了具有酒业经营执照外，还必须获发专门的社交性博彩执照，才能提供社交性博彩服务。颁发执照是博彩监管的核心措施之一。政府通过颁发执照，对博彩服务提供者的背景、资质进行审查，确保博彩服务不被犯罪集团、犯罪分子或不合资格的人所控制。在美国，对博彩业者的审查通常是非常严格、细致与全面的，在有些法域甚至是相当挑剔的。第二，明确规定可以进行的社交性博彩游戏的种类。我国香港规定，博彩游戏并非由任何掌管、管理或涉及营办该处所或该会址的人或任何受雇于该处所或该会址的人进行;在博彩游戏中，并不涉及与一个由一名或多名博彩者独占做庄的庄家对赌。可以允许的博彩游戏限于使用骰子、西洋骨牌、麻将牌、天九牌以及纸牌。爱荷华州也对社交性博彩执照拥有者可以允许的游戏作了明确规定。被禁止的游戏实际上多为赌场中常见的游戏。这样规定的目的，是防止社交性博彩变成专业性赌博。第三，规定社交性博彩参与者的年龄。爱荷华州规定，社交性博彩的参与者必须年满21 岁。第四，规定博彩输赢的限额。爱荷华州规定，在24小时以内，参与者的输赢不得超过50美元，社交性博彩执照持有人有责任执行此项规定。 　　有奖销售与有奖竞猜的彩票性质及其治理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用法，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