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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集权 　　在现代社会中，各个阶层既呈现出不同的身份特征，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甚至相互依赖。当各个阶层由于经济或政治变动失去了相互依赖关系，转而变得相互冷漠或仇恨相向时，社会就陷入断裂状态。在社会断裂状态下，受压抑的社会群体最易感情用事，采用暴力方式寻求根本出路。在笔者看来，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社会断裂的产物。只是，当时法国的社会断裂不是经济巨变的结果，而是由君主集权所催生的。因此，要想了解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断裂，把握大革命的根源，就必须追溯革命之前法国君主的集权行动。托克维尔将法国革命前夕的君主制度称为“旧制度”。这种“旧制度”不同于中世纪法国的封建制度，它实际上指的是 16 -18 世纪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亦称绝对君主制度。在法国，封建制度早被君主扫荡一空。大革命爆发之前，王权已经依靠第三等级，剥夺教士和贵族的行政权力，将各种地方事务纳入到了政府控制之下。贵族都被迁往巴黎，丧失了政治权力，只剩下免税特权和腐化生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中，托克维尔花费大量篇幅分析了路易王室的集权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风气。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贵族领主是其领地内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力，国王不得随意予以剥夺。 　　然而，到了 17 世纪，法国贵族阶层在王权蚕食之下，已经变成了空壳。1682 年，庞大的新凡尔赛宫建成，贵族被强制住在宫中，再也无法在其领地内行使权力。至 18 世纪，贵族领主在君权压制下，基本变成了富有而驯服的臣民。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享有国王“恩典”的免税特权，同时拥有远远超过其他阶层的财富。“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高傲的教会僧侣，也在国王打压之下缴械认输。16 世纪初期，国王就取得任命高级教士的权力，掌握了支配高卢派教会财产的权力。16 世纪末，法国国王发布敕令，宣布全体天主教徒乃“国王的天主教徒”，最终获得了对于僧侣的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与僧侣的权威丧失殆尽，王室政府成为唯一的立法者，包括贵族和僧侣在内的其他人，都成为了君主政府的下属。御前会议是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它有权监督各地的行政活动，有权制定法律和分配捐税，有权审核普通法院的判决。“一切事务最终都由它处理，整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转动。”御前会议通过派驻总督对各省进行控制。总督则再通过选任代理，掌握城市和乡村的一切事务。上到治安与司法，下至救济与耕种，甚至节日庆祝，都在其管理范围之内。托克维尔曾感慨道:“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厂、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然，御前会议并不是一个自主机构，它仅仅是国王的影子。“国王一人进行决断，御前会议像是发表决定。”所谓的中央集权，归结到最后，实际上是君主专制。法国君主支配下的中央集权，完全摧毁了社会自治传统。在封建制度下，贵族、僧侣阶层与底层百姓之间固然存在不平等，但是由于生活相互交叉和依赖，谁都无法完全脱离对方而存在，其社会关系仍然存在着高度的稳定性。但是，君主强制贵族、僧侣迁入凡尔赛宫，无异于彻底摧毁了其与底层百姓之间的关联，使他们变成了仅仅享有特权，过着糜烂生活但又不再对底层百姓负担任何义务的陌生人。 　　一个陌生、富有而又没有权力的寄生阶级，除了令工人、农民心生厌恶之外，恐怕不会有任何其他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集权不仅摧毁了封建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法国社会。如果君权在吞噬贵族、僧侣权力之后，能够为底层百姓提供相应的义务，社会也许能够继续保持安定。但事实上，路易家族只不过唤起了百姓的期望，让“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现实中，他们却根本不具备名符其实的能力。不仅如此，国王为了稳定秩序，仍然极力拉拢上层精英，允许贵族、僧侣和城市享有豁免权，而主要向农民和没有资本购买豁免权的阶层征收赋税。 　　1542 年，威尼斯大使报告说，法国农民经常因不能负担沉重税bJWP收而逃离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等级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官员专横跋扈、任意胡为，政令忽左忽右、反复无常。一个权责不能统一的政府，必定招致民众不满。托克维尔称，法国百姓“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这种社会戾气与民众对特权阶层的厌恶汇聚为一体，构成了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