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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二十四史论尽快英译推向世界 　　笔者在近口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中国二十四史应尽快英译推向世界”的即兴发言，后将这个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求教于杜维运教授①，杜维运教授回信表不赞同，遂觉有必要向政府、向社会、向学术界正式提出这个建议。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世界著名的史学家参加，如海登·怀特((H aydenW h its②、安克斯密特Q#39;rank A nkersm its、伊格尔斯((G eoTgG . Igge动、佐藤正幸、杜维运等。会上交锋激烈，如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海登·怀特强调没有客观的历史，而前世界历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会会长伊格尔斯则强调有客观的历史垢来他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理性主义与史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商榷”的学术演i}gt;。杜维运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淦文已在尝学术月刊》2008年1期发表，以下简称“杜文，)为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强调了中国史书的客观、真实，实际上批评了海登·怀特的“没有客观的历史”说，批评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笔者当时就觉得杜维运提交的论文是会议上最有价值的论文之一，并受此文的启发作了“中国二十四史应尽快英译推向世界”的即兴发言。 从杜文及外国史学家的论文、著作中，不仅可以了解到中西史学传统的不同，也可以了解到，当代外国的不少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了解很少，甚至一无所知。 　　据笔者在会上了解，与会外国学者读过中国史书的有儿个，如现世界历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会会长口本佐藤正幸教授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旧唐书》、《明封。美国伊格尔斯教授读过英文本《史记》，并要求他的研究生读《史记》。没有读过中国的史书。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克里斯·劳伦斯((C krisLorenz)就在会上坦言:我对中国史学不了解。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极有特色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对中国史学不了解，只就西方史学来谈论什么是史学，这样的史学理论研究无疑是会有局限性的。或许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局限性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此。 　　杜文指出了中西史学不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史学制度、史学传统的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并最重视历史记载、历史传承的国家之一。至少在夏代已有史官、史书。《隋书·经籍志》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袒荞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至少就是从夏代沿续、发展下来。至于夏代的文献、史书是怎么样的，因为没有流传下来，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较多关于周代史书的记载。如《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又如墨子说见过百国春秋，其谈西周晚期事，引“周之春秋”、“齐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这些书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此外，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偿机”。只是以后流传下来的唯有山孔子整理传授的鲁国的史书椿秘。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及青史稿》，是中国远古至近现代的完整的历史记载。中国还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实起居。中国的历史记载、史书是全世界最有体系最系统最完整最丰富的，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史书的瑰宝。如杜文指出的:“中国悠久发展的史学，其论史学真理、史学客观、史学真实者，皆可为万世史学法”。如果不看中国的史书，来谈什么是历史记载、什么是史书、什么是史学，未免会有局限性，并会以有局限性的观点、理论贻害贻误他人、年轻人。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完全否定以往史书的真实性、客观性，认为以往史书都是史家主观虚构的。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瓦史学今，以西方19世纪四位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为例，强调: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③。笔者对海登·怀特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研究不得不表不遗憾和怀疑。海登·怀特没有拿中国的史学家如司马迁或王国维等来举例，这样能形成对史书、史学的全面看法吗?如果他能拿中国的史学家、史书来举例，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如杜文指出的:“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所以长时期没有象样的文字记录，致使史家写史不得不写入一些自己的想象。如修昔底德自罗奔尼撒战争卿写伯里克里斯的葬礼演词，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是想象当时伯里克里斯可能那样讲而写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写大利封的大史学家基察第尼仍然虚构演说，篡改修约，“这就无怪后现代主义者咸倡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任何差别了!”。后现代主义者只以西方史学为例来论史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