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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音乐理论的审美追求 　　1前言 　　中西文化和谐观念的起源都有关到音乐，但西方强调的是音乐的科学性，中国则着重的是音乐的政治功能。西方的和谐是用明晰的数来说明的，经过数而获得宇宙的普遍性;中国的和谐是用模糊的风和气来说明的，经过风和气而上升为一种宇宙的性质。这种起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和谐理论的形态。 　　2中国和谐观的基本特征及审美表现 　　关于“和”较完整的文字记载，见《尚书·尧典》:“帝曰:夔，令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不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夺，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扮石，百兽率舞。”这段话混杂了从图腾到神到帝的漫长历史中不同时代的各种因素，但反映了原始仪式之和的三要素，一是仪式活动进行过程的要求:乐舞之和;二是对进行乐舞之人的心理要求:人格之和;三是乐舞之和与人格之和，也就是仪式的整体目的:神人以和。 　　春秋先秦儒家代表孔子提出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这是规定音乐思想纯正，快乐而不是节制，悲哀而伤害身心，即必须“和”而不“淫”。他对“中和”理论的发展和基本成型起了重要作用。他有如下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都是中和之美的典型反映。这一“中和之美”的音乐艺术和谐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荀子《乐论》中也明确提出“中和”范畴，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合乎“中和”的是“礼乐”，反之则是“小人”。在荀子《乐论》中提出“乐则必发于声音”，“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对于音乐审美的准则，荀子在《劝学》中指出:“礼之敬之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此处将“中和”视为“乐”的根本特性。 　　三国魏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音乐家裁康的著名音乐美学论著《声无哀乐论》中也提出了有关音乐“和”的具体观点，“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即音乐的和谐特性来自天地自然，是音乐的“自然之理”，所以称之为“自然之和”。他为音乐自身所具有，不会因外界条件而改变，因而与人的感情无关，不会因人的哀乐、爱憎而有所改变。所谓“平和”，就是“哀乐正等”，没有或哀或乐的倾向，也就是没有哀乐。《声无哀乐论》认为平和而无哀乐是“道”的特性，也应该是音乐的本质特性，具备这种特性就是好的音乐，不具备这种特性的，就是坏音乐。魏晋之际的阮籍在《乐论》中也提出音乐的审美准则，规定音乐必须平和。宋代理学先驱周敦颐则突出的强调“理而后和”，“礼先而居乐后”。在《通书·乐上》中指出:“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理先而乐后。”儒家强调“中和”，道家强调“恬淡”，周敦颐结合二者，提出“淡和”说，是道家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的集中反映。朱熹则强调以音乐“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进而“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贫欲之邪新”，这是对中和之美准则的继承。明末琴家徐上赢《溪山琴况》虽是琴学专论，但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其中总结了“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等二十四况。《溪山琴况》的主旨就是将“淡和”立为准则，用以排斥不和这一规则的郑卫之音，排斥当时正兴起的世俗之乐。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无论民间的、宗教的、文人的还是宫廷都强调“和”。“和谐之美”己经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美的创造与欣赏的一大追求目标和重要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在音乐艺术中，十分强调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中和”的规范。与强调对比原则的西方古典音乐相比，强调渐变原则的中国传统音乐就严守“中庸之道”的阵地。这种“中庸之道”甚至影响了千百年中国文化，中国和谐观的根本特点是整体和这里的整体不是某一事物的整体，而是宇宙整体。以宇宙整体和谐为和谐的中心决定了中国文化和谐观念。 　　3西方和谐观的基本特征及审美表现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西方文化和谐的起源也是从这时期音乐开始的。音乐具有的神秘性在任何文化的原始时期大概都是一样的，在古希腊神话中有阿波罗用琴治疯病、埃菲用号吹塌城墙等故事。但当文明的曙光照耀希腊半岛，毕达哥拉斯从音乐的秘密中探出宇宙的秘密时，这就是在西方被称为最早的有关音乐“和谐论”的音乐思想以及确立音乐具有感情“净华o”作用的认识，这两份基本范畴贯穿了整个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毕达哥拉斯主要从数的和谐与感情的净化角度，谈到了音乐美的本质。从审美听觉上的音乐谐和感与数量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