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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生态伦理视角下生态叙事分析 　　我国人文学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开始译介国外生态学理论。本世纪初，相对于译介性、介绍性文字，生态研究专著才陆续在外国文学、现当代及宗教学界面世。令人欣喜的是，刘卫英、王立教授近著 《欧美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叙事》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以独具一格的创新视角，将欧美生态伦理思想融合入中国本土叙事传统，跨学科、跨文化地将西方与东方的生态文化审美进行了交叉性专题研究，可谓生态美学研究独出心裁的一大创制。该书 38. 8 万字，凡三编: “动物生态文学与神秘叙事编” “植物生态文学与神秘思想叙述编”和“生态文学与生态文化观念编”，每编均以若干不同主题为统贯，打破传统的个案、文体疆域，将野史笔记与小说文献相结合，寻源探流，剖析文献材料的流变过程及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流转过程，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研究格局。 　　首先，该书观点鲜明深刻，材料丰赡。该书区别于其他生态美学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试图较大限度的运用本土材料，力求 “以西释中”，将生态伦理、生态思想的思考，置于传统文化发展的视角加以立论。该书不是介绍中谈印象，而是以欧美生态伦理思想的视角全新审视民族传统生态叙事，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与人类、自然与文学等双边、多边关系，阐释了散见与隐匿于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与西方欧美生态伦理思想的异同。与西方不同，中国人思维方式擅长感性，因而叙事性文学作品要远多于哲理性著作。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不可能以宏观巨著专论形式出现，只能多在不同题材体裁文本尤其叙事作品中穿插。于是该书撰写艰苦可以想见: 琐碎分散材料梳理; 分门别类，寻找出蕴藏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从现代生态美学的观念去探查古人生态伦理思想的成因流变，阐释其深邃的生态伦理内涵及当代启示。如 “古代柳叙事的文化传承与生态调整功能”一章，即分析人格化柳神叙事，剖析柳文化累积中的神秘内核与人文生态平衡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将研究视角推演到中古域外文学影响，揭示传统柳崇拜及其生态制衡意义。凡此书中每章皆然。如乔纳森·莱文说: “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将若干散见的文献爬梳剔抉作为论据，使得著作在对中国传统生态叙事的解析过程中，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得以与西方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构成对接，也为观照民族生态文化观念自身提供了必要视角。 　　其次，理论性强。该书立体的多维式框架将各种古代小说史料与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文献资料融会贯通，创造式的把文学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思考延伸为一项综合交叉研究，使得文学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生命内涵增加了深度和广度。生态伦理的研究对象表面上看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自然道德在人们之间、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之间、前人与后人之间的进行分配的原则问题”。生态伦理思想其实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有意识无意识的反思。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一个典型形态，保留了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思想样本，与欧美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生态思想有着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思想以不同形态样零零散散地存在着，未形成完整系统。如美国学者 F·卡普拉说过: “在伟大的宗教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完善且最深刻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一致”，从宗教的视角阐述了生态伦理思想的体现。其他学者也纷纷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 ( 佛道) 等不同学科对生态伦理思想剖析。而该书则蹊径独辟，以大量文学叙事作品为载体，从宏观、综合性视角出发，多维地、立体地阐释了欧美生态伦理视阈下的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寻究传统社会人们关注外部世界的眼光，寻究彼时人们对 自 然 生 态 的 认 知、感 悟、理 解 和 文 化 阐释”序言。例如，书中探究了日常家畜牛形象所蕴含的伦理性及其佛经渊源，论述了 “牛所代表的食草动物的生态美学价值”; 探究了老虎所代表的 “凶兽”型动物与人类 ( 猎户) 之间的矛盾，指出这些文本中 “蕴含着一种不可过度捕杀猛兽，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进步民俗诉求”; 探究了一些特殊物体，如巨鼋、巨蚌等，因其殊常的外形而往往成为人类渔猎目标，故而叙事中惯常出现的特殊物种报恩母题的原因是 “现实人生法则的翻版”，强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