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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师民族综合乐感教学模式的构建 民族音乐（以下简称民族音乐）遗产的任务既复杂又复杂，需要许多同盟者的力量。必须有民乐传承意识的人进入媒体层;必须在理论层形成民乐传承的舆论;必须在教育层面上形成专业院校与高师的携手协力;必须有大批有识民乐语法之士在表演和创作层上有所作为。只有多层面的共同努力, 竭力去改变观念、疏理型态、更新行为, 才能使民乐传承落到实处, 才能开拓民乐发展的新天地。在多层面的民乐传承中, 高师起到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其影响面之大、程度之深、效果之明显都可谓其它层面之最。 高师音乐教学与民乐的传承问题是多年来音乐教育同仁十分关注、积极努力解决又解决不太好的重要问题。由于高师音乐教学随全国学校音乐教学的西化而西化, 民乐理论在西方音乐理论的激流中, 被吞没得一干二净, 难以抬头。反客为主的西乐教学观念及其理论已根深蒂固, 难以动摇。时至今日, 在高师音乐教学中进行民乐传承已举步艰难。虽然有人早已呼吁高师必须加大民乐传承的份额, 改革全盘西化的教学模式, 甚至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打出“母语回归”的主题, 但迄今为止, 高师音乐教学一仍旧贯, 觉悟不多、改变不大、建树无几。如何解决这一难以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呢?笔者深思很久, 终于悟出四点道理:一、必须将不同音乐文化的相对价值观渗透到高师音乐教学的各门课程之中;二、在实行步骤上应该“理论先行”, 在中西互鉴的基础上, 编写出一批适合高师的全新教材。使师生通过学习能知已知彼, 吐故纳新, 变被动为主动, 变消极为积极, 在建立跨世纪的音乐教学内容的创新工作中群策群力;三、在培养模式上大胆运用民族传统的乐感教学模式, 以改变单一的音乐技术教学模式;四、在教学传承方式上应打破封闭课型、填鸭教学法、细化的课程体系, 采用创造性的、即兴的、口传心授的行为, 使课程整化优合, 课型灵活多样。 究竟是“单一进化”还是“殊途同归”? 中西音乐究竟是“单一进化”还是“殊途同归”问题?早有争论, 理论上似乎已形成共识, 但从高师师生的种种行为观之, 其思想深处仍保持先进与落后的单线更替观。分析再三, 并非师生“不愿”提升对民乐的看法, 实乃“不知”所至。如何在教学观念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建立“相对文化价值观念”, 使民乐有传承的一席之地?关键在于师生努力学习和体验民乐的型态、审美和表现特征, 变“不知”为“知之”, 变“被动”为“自觉”, 逐步明确中西两种文化土壤中生成的音乐许多是“不同之不同”, 而不是“不及之不同”, 逐步明确用他文化的标准作为衡量和判断本文化的尺度, 以及视西方音乐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为自然法则都是错误的。师生的观念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教学之中, 那些“多声”先进而“单声”落后;定量记谱先进而定性记谱落后;交响乐先进而民乐落后;美声先进而民族声乐落后等观念也会不辩自清。 调查显示, 至今高师音乐师生对民乐传承问题仍有三种不同看法:一是优胜劣汰论。认为民乐落后, 无继续发展和存在的价值, 淘汰是必然。音乐无国界, 无需分中西。二是改造论。认为民乐的发展必须用先进的西乐予以改造, 以构建新型的民乐。三是双基论①。 认为中西两大音乐理论基础应该独立, 培养双基理论思维。要实现双基必须加强民乐传承的力度, 力争民乐在高师音乐教学中占有相当的份额, 以实现“殊途同归”之目的。此三种, 前二种居多, 有第三种看法者寥寥无几。笔者认为, “优胜劣汰论”者必然用西方机械的、具体的、写实的、立体的音乐手段来分析和描述民乐, 无法改变目前僵死的、定量的、抽象的、逻辑的音乐教学现状, 民乐传承必然化为乌有, 其害无边。可怕的是, 此观念对教学之影响要比其它任何学科更为深广, 更加顽固。“改造论”者的指导思想是“洋为中用”。然而民乐基础理论十分薄弱, 在来不及加强和提升之前, 改造必然以牺牲民乐赖以自豪的音色特质、混响特质、语言特质、神韵特质、乐感特质和结构特质为代价。其结果不是“以中为体”, 而是“以洋化中”, “变相西化”。从长远的观点看, 这种民乐传承观念也是不可取的。“双基论”者保持了中西音乐相互独立的理论基础, 加强了民乐传承, 使民乐在双文化中获得了平衡和平等的地位, 达到“殊途同归”。它应该成为高师音乐教学中的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西方音乐教学的移植, 几乎没有民乐的立足之地, 当然不可能建立文化价值的多元互补。单一的西乐文化环境必然刺激师生以“科学主义”和“进化论”为艺术价值判断, 必然会形成“文化价值一元论”的思想。“双基论”要求持之以恒地加强民乐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使之渗透到各门课程之中, 从双基比较中把握本体, 把握民乐的深层文化体验, 把扭曲的音乐文化心理重新扭转回来, 重新梳理、剪辑民乐的表述系统, 让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