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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下的南岭民族走廊 一、 岭南走廊是民族走廊的重要纽带 民族走廊研究的重点是将自然空间转变为文化和民族空间。在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空间与区域的概念是其民族研究的重要参照点。在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中,历史与现实上的空间和区域概念始终贯穿其中,而民族走廊的研究是其空间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先生就提出了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的民族学人类学意义。对于河西走廊,特别是藏彝走廊的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脉络的梳理,已经有诸多论述。但对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研究的梳理,相对较少。 费先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南岭走廊”的地理范围,这表明,费先生注重的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南岭山区”,而是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南岭走廊”。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走廊是一个超地域的概念。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南岭走廊”的区域范围的确定,一方面应参照地理学界各种关于南岭山区的自然地理划分;1另一方面应结合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社会、族群流动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南岭走廊”应包括武夷山区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黔南喀斯特区、滇东高原山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及东南亚山区。南岭山区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组成,地形破碎散乱,无统一走向,岭间多大小不一的平缓山隘和盆地。南岭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珠江的大部分支流及长江的赣江和湘江两大支流均发源于南岭。南岭一方面使来自东南海洋的暖湿气流受阻,另一方面又使北来的寒潮阻滞或延缓南下,成为重要的南北气流交汇之地。南岭历来为南北交通要道,如水运通道灵渠、陆路通道梅关古道等。 作为文化空间的概念的“中心”和“周边”,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笔者在几年前曾以华南研究为中心对该理论视角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麻国庆,2006)。本文把具体的时空转换概念放入到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中,旨在更加突显多元文化在同一走廊的不同空间中如何共存、共生,进而达到共同繁荣。对南岭走廊而言,“中心”与“周边”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空间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涵义。南岭走廊中居住着众多相对于“中心”之中原汉人来讲的位于“周边”的“客家人”,但是在南岭走廊中,客家人作为汉族又成为南岭走廊中的“中心”。客家与瑶畲等少数民族的生态共存与文化互动是南岭走廊中的重要特征(竹村卓二,2003)。而就其中的众多少数民族而言, 瑶族无疑又转换为南岭走廊的“中心”。此外,在“无山不有瑶”的南岭走廊中,瑶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也存在“中心”与“周边”的对应关系。这一点可以非常有效地衍生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心”和“周边”的转化。南岭走廊及其周边区域的族群分布和文化特征与秦汉以来汉人的不断南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岭走廊及其南部中国的族群分布和文化特征是汉人和其他各个族群互动而导致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南岭走廊是华南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走廊,它是中原、岭南、西南区域及南中国海的重要空间纽带。从这一角度来讲,通过中心与周边的时空转换,从作为周边的南岭走廊,看作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及其所连接的岭南、西南及南中国的族群、社会、文化等的交汇与融合,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 南岭走廊与其他走廊地带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水”文化特色,水对于该地区族群互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这点特殊性,决定了可以将这一走廊与环南中国海区域有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南岭走廊自然景观中丰富的溪水汇聚到一起成为河流,河流汇集到一起归入珠江并与南中国海相连,所以,南岭走廊是所有民族走廊中唯一与海洋连接的民族走廊。南岭走廊的族群流动与其丰富的水路交通网络紧密关联在一起。梳理以往对南岭走廊的族群和文化研究,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以某个行政区域为区分,对其内部族群和文化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而另一角度则以民族族别为中心展开,如对苗瑶壮侗等民族及其不同支系的研究,主要侧重点是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些研究中,往往侧重于走廊内族际互动的关注,而常常忽视走廊与区域,尤其是流域的联系。事实上,只有将走廊与流域及南中国海看成一个整体,才能真正了解走廊和“水”及其所联系的区域的关系。从逐步向外延伸的视角来看,南岭走廊的一些族群进一步通过海南岛及其周边岛屿进入南中国海,从“水路”进一步与东南亚社会发生文化与社会关联。在此基础上,南岭走廊形成了山、水、海社会与文化网络的丰富且复杂的互动关系。 同时,南岭走廊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南部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边界与文化互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南部陆疆的相当大一部分以及南部海疆的全部,是与东南亚国家毗连的,南部海疆之内即广阔的南中国海。与东南亚相邻的中国陆疆与海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并且与南中国海以及周边省份、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从历史与现实上看,与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