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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前提和方法 2011年12月，作者幸运地参加了上海体育学院的九个全国体育科学研讨会。与会期间,笔者在聆听了“体育文化研究”、“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等专题的众多专家、学者的报告后受益匪浅,但就笔者感兴趣的体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点滴问题存在些许疑惑,如清华大学仇军教授在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一文中,提到“体育人类学的实证主义强调亲身的参与和体验获取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观察人的体育活动必须做到客观准确,这种客观准确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者(研究者)与被观察者(被研究者)的文化处境;其二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完整的资料……”。学界对于“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应该做到客观准确”应当不存在异议,但就“分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笔者认为可能会存在争议,其原因有二:1)如果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处境分离得太过清晰,必然导致研究者有意识地避免融入被研究者的文化中,由此便可能会产生对被研究者文化的认同障碍,这样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意识地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2)在无法克服自身认识局限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能够做到客观准确地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 2 体育人类学及其研究模式 2.1 国内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概述 “体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port或Anthropology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是由人类学衍生出来的,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与体育有关的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体育人类学在国外的研究较早,最先见于人类学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运用,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aylor)著书《竞赛的历史》(1879)、《论美洲的运气竞赛是前哥伦布时代与亚洲交流的证据》(1896),德国的伍勒(Von Karl Weule)著书《竞技运动的民族学》(1925)等。到20世纪中叶,有关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北美兴起,学界普遍认为,美国人类学者布兰查德(Kendall Blanchard)和切斯卡(Alyce Cheska)的《体育人类学介绍》(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An Introduction)(1985)一书,在体育人类学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地位。随后,日本学者寒川恒夫于1988年翻译了该书,并于1991年到中国与体育人类学者进行交流,又数次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田野考察。国内学者对于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最早见于1986年谭华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育与人类学”一文,随后,席焕久、胡小明、倪依克、饶远、陈斌、王跃等专家学者所著的关于“体育人类学”的专著、论文相继面世。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云南召开,我国体育学者经过努力,承办了“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和“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两个专题会议,标志着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开始步入世界最高级别的学术殿堂。 2.2 从研究方法看,也有3个基本范式的构成部分 范式是某个学科团体遵守着共同的承诺,接受相似的学科训练,吸收同样的文献,有着共同的直觉和发布研究成果的方式。从人类学研究传统来看,主要关注部落、部族这类非现代的或曰传统的文化。而运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民族、民间、民俗的原生态体育时,需要从民族的起源、生存、进化和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人类体育活动,以此来探讨体育运动文化在人类整个文化制度中的功能及它与文化制度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学界把之称为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ulture)。要想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个案的方式以某一体育文化现象为研究切入点,采用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小样本量的深入访谈(Depth Interview),获得翔实的调查资料,以此来研究这类孤立、罕见、奇特的“小众文化”或“微众文化”,然后由点及面,探讨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的缘起动力、传承脉络、嬗变原因及发展方向等有着不可比拟的方法论上的优势,人类学把这种方法称为田野调查或田野作业(Field Work)。在确立了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采用文化整体观分析的理论基础及田野调查的搜集资料方法后,则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对一种“小众文化”或“微众文化”进行解释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被研究者相对于研究者一般都属于异文化(Different Cultures),因此,要想对研究对象做出中肯的评价,运用跨文化比较的视角(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r Per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