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宗岐派宗.docxVIP

元代宗岐派宗 虞家的“外来者”不是禹家的僧侣，而是陪同禹家富在唐朝中期结束的“中唐”。但是在其後的二百年間,創作成就較突出的僅皎然、貫休、齊己等三數人。宋初所謂“九僧”,即淮南惠崇、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作品合集爲《九僧詩集》,1歐陽修已經說“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之”。2稍後司馬光的《續詩話》,又說九僧詩“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3北宋詩僧著名的有道潛(參寥)和惠洪,南宋詩僧有被列入江西詩派的“三僧”如璧、善權和祖可,創作成績都很有限。 白居易《題道宗上人十韻并序》曾說: ……予始知上人之文爲義作,爲法作,爲方便智作,爲解脱性作,不爲詩而作也。知上人者云爾。恐不知上人者,謂爲護國、法振、靈一、皎然之徒與?4 他指出僧人寫詩的两种基本類型。因爲意在表揚道宗,所以强調对方是爲宣揚佛法而寫詩;相對應地,則把護國等四人劃歸到“爲詩而作”一類。錢鍾書曾說: 僧以詩名,若齊己、貫休、惠崇、道潛、惠洪等,有風月情,無蔬筍氣;貌爲缁流,實非禪子,使蓄髪加巾,則與返初服之無本賈島、清塞周朴、惠銛葛天民輩無異。5 這是說這一類型詩僧的創作已和一般詩人別無二致。歐陽修《詩話》評“九僧”詩,又說“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纸,約曰: ‘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6這是指出一般詩僧創作受到生活境界局限,“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7“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8帶有所謂“蔬筍氣”、9“酸餡氣”。10當然,唐宋詩僧及其創作的價值與意義應當給予充分估價,但這是另外的課題。 從文學發展角度講,僧詩創作更有價值的還有另一類作品,既真正能夠立足“方外”,批判地審視、體驗現實、人生與自然,抒寫個人獨具特色的真切感受,從而在內容上有所開拓,在藝術上有所創新。歷史上這樣的僧詩並不多見。而在元代,在詩文創作整體相對衰颯的局面下,以中峯明本爲代表的一批僧人,卻創作出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都極富特色的詩歌,成爲一代詩壇的傑出成就。這批人的創作活動,與當時社會整體形勢,與蒙元統治下佛教的發展狀態有直接關係。 當初成吉思汗以下的蒙古大汗們懷抱創建世界大帝國的宏圖,兵鋒所到之處,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包策略。蒙古族上層信仰藏傳佛教薩迦派,主要發揮其鎮護國家、祈福降祥、消災除難、粉飾太平的作用,並利用其宗教權威來懷柔、震懾民衆。南下經營漢地,又十分注意籠絡、利用漢傳佛教。忽必烈建立元朝,更以崇重和支持漢地各種傳統宗教包括佛教作爲國策。至元十三年(1276)蒙古軍攻克臨安,次年二月,元廷即派遣僧人南下,“詔以僧亢吉祥(行吉祥)、怜真加(楊璉真加)、加瓦(加瓦八)並爲江南總攝,掌釋教”。11至元二十八年,在建康設行宣政院,三十年,移駐杭州。宣政院是蒙元朝廷與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並列的皇帝直属的四大機構之一,掌管全國佛教和藏族地區軍政事務,行宣政院是其分支。行宣政院使由江浙行中書省丞相或平章政事兼領。這一機構的設立和運作,顯然意在强化对於新征服江南漢地的佛教的監管和統制。 唐末以來,江東成爲文化發展中心,也是漢傳佛教中心。日本學者西尾賢隆依據陈垣《釋氏疑年錄》所錄二百三十一位元代僧人加以統計,按其住持主要寺院所在,在華北的有五十五位,江南的一百五十八位,雲南行省的四位,地址不明的十四位;12而在江南的又以福建和長江一線即江東地區居大多數。這表明這一地區乃是當時漢傳佛教活動的中心。又元代寺院繼承方式沿襲宋代辦法,分爲甲乙住持制和十方住持制。甲乙制寺院師徒傳繼,大僧圓寂之後住持職位由上位弟子繼承;十方制則在四方賢能中遴選,而權力集中在官府,在南方漢地實即行宣政院。同樣據西尾賢隆統計,上述江南一百五十八位寺院住持中,明確記載住持缺位後向行宣政院請求任命的有四十四人。如樸隱禪師,“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13又杭州演福寺大用必才,“泰定元年,玉岡(蒙潤)陞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14等等。元代有影響的大寺基本都是十方制寺院,又以“五山十刹”爲主。一般所謂“五山十刹”,是指朝廷敕定十五座禪寺,這也是南宋延續下來的制度。“五山”指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在今浙江杭州)、靈隱山景福靈隱寺(在今浙江杭州)、南屏山淨慈寺(在今浙江杭州)、天童山景德寺(在今浙江鄞县)、阿育王山廣利寺(在今浙江鄞县);十刹指今浙江、江蘇、福建的十座大寺。另有朝廷敕定的一批教寺、律寺,具體名目不贅。15宋濂(1310—1381)指出: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庳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