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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看统一王朝的经济增长与治理 从秦汉到民国，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王朝的交替循环。国家经历了混乱和重复。文明形态建筑在物质基础之上, 王朝循环也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 一、 统一王朝的崛起及其利益 (一) 小农文化决定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古代中国经济, 农业自然经济居于主导, 这种经济形态有社会统一与稳定的内在要求, 中国统一王朝的反复形成与此种要求密不可分。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经济形态的古代中国社会, 生产力落后和科技水平低下, 小农生产严重受缚于自然, 靠天吃饭。在脆弱的小农经济中, 人民渴望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为生产的保障, 而地区与国家统一, 却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前提。为了经受各种社会动荡与经济因素的冲击, 及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 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与选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统一与稳定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 这种要求很快就成为国家一统的要求。小农经济决定了小农文化, 小农文化又决定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文化。1 对于中国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形成, 治水社会理论作了解释, 魏特夫认为, 古代特权文化都是治水文化, 而治水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在此类地区, 人们只有利用灌溉, 必要之时还要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不足或不调, 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维持。灌溉和治水工程, 时刻需要大规模协作, 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是大规模协作的必然要求。要有效管理浩大的治水工程, 必须建立遍及全国或至少覆盖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络。控制这一组织网络的人总是巧妙地行使最高政治权力, 专制君主由此产生。2 (二) 统一朝的经济环境 大一统王朝在经济方面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的优点。 规模收益, 表现为财税方面, 统一王朝疆域广大, 可使统治者在维持较低税率的前提下, 仍可获取巨大的租税总收入;外部经济, 主要是交易成本降低, 或是不明显制度成本变为负值, 这表现于度量衡、文字和车辆制式的统一, 及交通的开辟和关卡的开放, 这都有助于交易的进行与成本的降低。同时, 对于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兴修水力, 统一王朝亦能带来外部经济, 因为, 在分裂时期, 对于涉及若干地域而难以和不可能兴修的水利工程, 在统一王朝中, 却可由中央政府统筹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工程绝大部分是在统一王朝时期兴建。统一的外部经济还体现在交通领域, 王朝的漕运带来了水运和陆运的便利;至于一般均衡经济, 是指在大一统的情况下, 拥有广大的空间, 只要经济趋于自由, 则一般均衡远较分疆裂土之时容易达成。此外, 大一统条件下的经济的一般均衡还有另一层含义, 即在统一中, 区域经济可以互补, 各区域可按照比较利益法则相互交易。3统一王朝经济上的收益, 是推动中国走向统一的重要经济动因。 (三) 封建制向统一政权的转变,为“家计财政”的出现提供了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社 秦统一中国后, 中国的政治、社会及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变, 首先, 西周封建制度终结, 使中国政治趋于专制。从经济角度看, 其实就是从竞争走向独占, 在专制体制下, 人民失去了封建多元体制下享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 而无所选择只能逆来顺受。同时, 为加强统治而建立的官僚制度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 大一统专制体制使整个社会走向管制, 政治一统势必导致“思想统一”, 思想与言行也受到严重钳制, 整个社会都须“以上为意”;最后, 大一统王朝使中国经济走向统制型经济, 统治者往往强行干预人民的产业选择, 被秦统一后, 中国逐步走向重农抑商时代。汉代, 则大量落实重农抑商措施, 产业竞争与经济自由受到严重干涉, 西汉“七国之乱”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管制经济与诸侯“经济自由”矛盾的产物。 从封建制向统一王朝演变, 冲击了中国经济及经济结构。 政治趋于专制, 君主生活便走向侈糜, 在财政上, 表现为“家天下”的“家计财政”, 非生产性“公共”开支与政府支出增加, 这种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具结构性投资意义, 因生产性公共开支增加导致的国民生产乘数效应也无从谈起;君主的侈糜开支, 并非来自赤字预算——政府发行公债筹集的资金, 而是来自赋税徭役, 这增加了人民负担, 打击了生产性活动;与现代公共开支所需之物品与劳务均通过市场机制取得不同, 君主侈糜开支通常通过掠夺获取, 前者所需越多, 人民所得亦越多, 而后者开支越大, 财货的正常生产与人民生活水平就越受干扰和减损。在专制王朝家计财政体制下, 政府支出的增加, 并不能刺激总需求和增加国民收入, 而是压抑总需求和减少国民收入。 统制型经济还提倡公营事业, 公营事业往往扭曲资源分配而缺乏效率, 统制经济或公营事业均可能导致官商勾结, 官吏本身亦因参与公营事业而贪渎。 在统一时期, 政治趋向专制, 经济趋于统治, 社会趋于管制, 经济难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