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用益物权体系的创新与完善.docxVIP

? ? 《民法典》用益物权体系的创新与完善 ? ? 刘海峰 (天津仁爱学院,天津 3016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出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结束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单行法的时代，开启了我国的法典时代。《民法典》秉持了我国固有文化，吸收了普通民法规则，回应了经济和社会的法律需求，加强了私权保障，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私法自治，完善了交易规则，同时，彰显了时代特色，回应了信息保护和生态保护的要求。[1]《民法典》物权编对《物权法》、《民法通则》和《担保法》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增删和改进，很大程度上完善了物权制度，同时，也保留了原有法律的一些空白和不足，给未来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物权法》我国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役权为基本内容的用益物权体系，可以说我国用益物权的体系逐步完善，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所用。经过十几年的飞速发展，现有用益物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到如今第一部法典《民法典》的颁布，正是适应了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居住权的加入，土地经营权的设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规定，正体现了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体系巨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当前用益物权体系在多方面也显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笔者就《民法典》用益物权体系方面的重大变化进行重点讨论。 一、《民法典》动产用益物权体系的保留与构建 (一)动产用益物权体系的保留 关于动产用益物权早在2007年的《物权法》就已经确立，但直到《民法典》动产用益物权并未真正的解决。究其原因，动产用益物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动产用益物权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用益物权，搞清楚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的内涵和外延。相比于德国《民法典》，我国的用益物权范围大大的缩小，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内涵和外延严重不一致的问题，如《物权法》总则以及《民法典》总则编中都规定，用益物权可在动产和不动产上设立，但用益物权分类中却未规定动产用益物权。我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涵和外延与其他欧陆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用益物权主要限于不动产，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目前有争议)、地役权和居住权。其他欧陆国家用益物权则不限于不动产，还包括动产、权利和集合物等。分析原因可知，我国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区分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而是统一为用益物权。 动产用益物权设定的问题，关系到《民法典》用益物权的内涵和外延一致性问题，必须审慎对待。按传统民法理论，我国所设定的地役权、居住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属于役权，役权又包括人役权和地役权。按照传统役权自身规则：役权不适用于任何自己的物，役权不得表现为要求作为，不能对役权行使役权。[2]基于此，世界各国对于役权都进行了各自主观和客观上的继受，诚然，我国《民法典》中用益物权体系更是根据本国国情进行了主观选择，虽然现有用益物权主要局限在不动产，但是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物权的产生进行规定时，规定物权可以直接根据合同产生，登记仅作为对抗要件，因此，在动产和不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其实是不存在任何理论障碍的，因而也并不违背物权法定原则。[3]《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三条给动产用益物权未来的发展留下空间。 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体系，相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用益物权体系，采取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如《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四条和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组织和个人可以在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上设立用益物权，但设立条件和程序《民法典》规定并不全面，以及此等设立的用益物权是否可以转让和继承都未明确。 (二)动产用益物权体系的构建 我国用益物权体系关于用益物权客体基本限于不动产，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用益物权立法及发展历史可以得知，用益物权客体从来没有被限定在不动产上，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也体现了对这一点的认可。《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体现了广大学者对设置动产用益物权必要性的认可，同时也显示了《物权法》坚持的物权法定原则缓和。随着社会发展，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当前高额动产的普遍化，如船舶、汽车、飞行器、大型设备、艺术珍品、航天材料等等，以及集合物日趋增多，而目前我国对于此类权利的保障主要通过债法、融资租赁等制度进行调整，其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弊端日益显露，动产用益物权制度刚好可以弥补这些缺陷。这些应该也是《民法典》之所以继续保留《物权法》动产用益物权并继承物权法定原则缓和原则的理由，《民法典》明确规定动产上可以设定用益物权，动产用益物权的设定符合物权法定原则。 对于动产用益物权的设定也必须符合物权法定原则，按照传统民法理论需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设定，但我国《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