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书论的会通-以势为中心.docxVIP

? ? 《文心雕龙》与书论的会通 以“势”为中心 ? ? 张潇丹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太原 412000） 文学与书法艺术都是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的意义和情感表达，这也是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根本之处。李学勤先生认为，“文字与书法两相结合，彼此伴随，实系共出一源，不妨比喻为孪生姊妹”[1]。可见，文字与书法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古代文人常常推崇通才，庄子也常以人的身体为喻，“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2]。庄子认为只有不局限于耳目口鼻一官才算通，否则会仅得一察。“通”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文论之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这一观念实则也贯穿于《文心雕龙》之中，《定势》一篇指出：“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4]在这种思想下，培养出的文人基本兼擅数门艺术和各门艺术间的相互交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在与书论的相互渗透、互动中逐步建构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与西方文论、中国当代文论不同的气质。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研究这一阶段文论与书论的融汇与影响，有助于厘清文论中的某些观念与范畴的产生，有助于以跨学科视角进行新的探究。 1 魏晋南北朝文人对书法的热衷 “文人”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概念，其渊源是“士”。“文人”名称出现大致是在西周至春秋初期，《尚书·周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孔颖达疏：“文人，文德之人也。”[5]此时“文人”的含义是有文德的人，而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士阶层的范围逐渐扩大，“文士”成为新兴的阶层。东汉时“文人”直接等同于“文士”。到了汉魏“文人”成了较为普遍的称呼，泛指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较强道德意识的人士。 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文人撰写作品时需要借助汉字进行表达，虽然文学与书法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实际上汉字在其发展的早期是作为实用文体的工具而存在的。大致在汉代，文字被独立出来，其书写图像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对象。殷商甲骨文字、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秦代统一的小篆等字体，在当时只是承担着实用功能，其书写者大多为专门的文字书写者，这类字体随着时代发展与审美独立才成为书写的摹本。尽管文字还只是实用书写的范畴，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对文字书写的漠视。张安世因为善书从而走上仕途，这种重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文学从实用走向审美。自此开始，文人与书法紧密联系，《汉书·陈遵传》中“（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6]。陈遵的尺牍此时具备收藏价值，说明此时人已有主动的审美意识去对待文字。也就意味着文字书写不再囿于实用功能，而是同时具有实用与审美功能。东汉以后，学习书法的风气渐盛，兼能书法的文人人数逐渐增多。如班固、班超、蔡邕等为人熟知的文人都是书法家。桓、灵以后，草书流行，有一批文人热衷于此种字体的书写，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赵壹在《非草书》中对此种情形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7] 在草书并未成为入仕的考察条件时，文人就对其抱有如此狂热的态度，显然不是出于功利性质上的需求。同时由于草书本身的书写特点，与其他字体相比较，草书的实用功能明显落于下风。所以这群文人对草书的追捧仅是出于自身的爱好，即书法作为纯粹审美的艺术开始为人钻研。 随着文人自觉意识的发展，这种风气越见浓厚，从而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兼擅文学和书画的通才型艺术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兼通文学与书法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曹操、曹植、左思、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文学家、文论家大多兼善书法。这也就使得文学与书法艺术、文论与书论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刘勰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无疑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书家的书论也自然也影响文论。《文心雕龙》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势”的表达，笔者认为就与书论有所关联。 2 魏晋南北朝书论与《文心雕龙》中的“势” “势”本作“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其为拥有权力、处于尊贵的地位。“势”也有格局、形势、趋势之义。《管子·形势》中有“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解》所说的“势”就是指一种特定的格局或推动、制约着事物发展进程的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8]。 《孟子·公孙丑上》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9]，这一意义的“势”，常在兵法中被反复提及，用以比喻力量及其指向。孙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10]这里“势”像飞速流动的水，“势”就是事物之中蕴藏的能量。《孙子兵法》其他篇中所论“势”基本为格局、态势之义，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在文学和书法理论中。 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最早使用“势”的是书法批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