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生态论之时空意识探究.docxVIP

? ? 《文心雕龙》生态论之时空意识探究 ? ? ○ 徐超 胡红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文心雕龙》是研究文学创作规律的一部理论专著，而文学创作必然会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细读《文心雕龙》中的许多章节都有涉及这一问题，而《物色》篇更是就此进行专题探讨。针对“物色”一词的解释，学术界众说不一。曹虹先生认为，“物色”一词“不仅意味着有关物象的空间形态，而且还必定包含季节性或时间性的特质”[1]1。其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是自然景物在时空中活泼的样貌，是时空流变中生展的自然景物。“时空观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观点。时空观念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43刘勰生态观中的时空意识在以《物色》篇为代表的一系列篇目中得到生动呈现，其并非静止，而是与主体生命共融并处于动态发展中，呈现出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 一、生命审美与生态化的融通 魏晋是继汉代“儒学治天下”后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朝代。汉朝的灭亡打破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格局，汉末动荡的时局以及司马氏一族黑暗的统治，使一大批失意士人群体渴望在精神上寻求超脱。此时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的道家思想开始复兴，佛教开始兴盛，玄学清谈流行，人们开始以气性和才情去品评人物，充分发掘人性之美。这种风气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突出性表征，是作家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3]152-158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站在作家角度，对主体生命价值进行思考。《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4]1，刘勰认为，文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而对文章的创作主体，则以“惟人参之，性灵所钟”赞美之，其中“性灵”一词将作家这一创作主体提升至天地本体的崇高地位。 刘勰的主体生命意识具体展现在对于文学与作家之间关系的探寻中。《养气》篇，刘勰从作家的生命维度对“气”进行观照。《情采》篇，刘勰强调作品中的情感表达，重视人的情感。《才略》篇，刘勰集中论述从虞、夏、商、周一直到两晋时期九十多位重要作家的才华，并注意到每位作家身上的独特个性。《知音》篇则从文学鉴赏与批评角度，对鉴赏者因自身喜好偏爱某一类作品而摒弃其他作品的现象，提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4]517，需以博观的眼光去品评。“魏晋人的价值观已由汉代以用人重道德实用价值追求向精神价值追求方面转变，性情、才智、美感构成了魏晋人对个体人格肯定和追求。”[5]117-122刘勰对诸如“气”“情”“才”等与作家自身密切相关的范畴进行深入阐释，是其主体思想意识觉醒在文学评论领域的反映。刘勰所具有的主体生命意识使其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形式与生命机体的相通性，这与苏珊·朗格所提出的“艺术是一种生命形式”在价值旨归上有着一致性。“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6]43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同样认同并重视人的生命性和人类所具有的真实情感，并肯定人类情感表达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魏晋时代风气使人在体认自身生命之美的同时，亦开始注意到自然山水所体现出来的生生之美。魏晋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时人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魏晋士人钟爱山水，这种亲近自然的转向，外在表现为地理空间的逐步扩大，内化为士人胸怀的进一步开阔。从最初封闭性的宫廷走向七人小型聚会的竹林，再到社会群体性的兰亭赋诗，至陶渊明开始真正生活于自然之中。“自南朝始，中国士人对于山水的接受，逐渐由理入情，以情之所需，情之所好，来体貌山川。”[7]224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士人普遍将自然融入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形成自觉的创作意识。此时大量涌现的山水题材的文学作品，“以玄对山水”的色彩逐渐减退，取而代之的是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刘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1，吸纳道家“道法自然”之论，认为“自然”是“道”之根本特性，并肯定主体“自为”之性情与“自然”的内化关系。刘勰的生态观中将主体生命意识与自然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在其文论中得到诗意化呈现。 二、刘勰生态观的时间意识 时间，是人们感受自然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古代，‘时’或时间并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只是作为时间概念的工具性表达，而同时包括了对时间变化的文化认知、价值评判和感性经验。”[8]74这种对时间变化的认知，就是所谓的“时间意识”。刘勰生态观中的时间变化，有以下两种形态。 (一)春夏秋冬的流转 早在先秦思想中，“时”就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生态学意义的范畴，而四季变化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们感受到的时间现象。《诗经》中的农事诗，就反映了当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诗经·风·七月》就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句，体现出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