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pdfVIP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Mar. 2019 / No. 2/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 ： 单元的重构 ——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郎友兴  陈文文 ［摘  要］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 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 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 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 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 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 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 （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 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 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关键词］  社区治理；治理单元；联合社区；邻里坊 一、 前言 社区建设（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 在学术界，对于中国社区治理路径的归纳主要有两种：一是“党政中心”路径，认为城乡社区治理 是党与政府权力向社区渗透的过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是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动员的结果；二 是“社会中心”路径，认为中国社区正逐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对社区 治理产生决定性影响。当然，还存在着对以上两种路径归纳的折衷之道，即所谓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 郎友兴，政治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58 ）；陈文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58 ）。本文系浙江大学文科专项课题 “‘实验主义治理’框架下中国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浙江省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实验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就本文的内容曾分别在201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主办的第四 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和2017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办的人大政治学论坛 2017暨“国家治理理论与现代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作过交流，感谢与会学者的评论与建议。 090 之道。但是，“合作互动”其实就是第一或第二种的变种而已。 从逻辑上分析，强化党和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同强化自治和参与似乎是矛盾的，至少两者目标的追 求是不同的。从不少地方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强化党建，以党建引领社区建设，行 政化的力量不断地加强的做法，这样做法之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当然，也不乏在如何推进社区自治 与居民参与上进行各种尝试，并且这些尝试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党政运作下进行的。可以说是，党政中 心路径与社会中心路径同时在强化与推进，可以称之“反向共进”。这个“共进”听起来有些矛盾，但 是，它可以突出中国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和超越常规逻辑性，它适合用来描述中国社区治理中诸种行为 主体的真实关系。本文选择“共进”这个词就是为了突出中国社区建设（治理）的复杂性。其实，这个 “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只是受上述两种路径背后之思维的影响而未能作出反应，并给予足够的关注与 反思。如果我们在理解中国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够看到这些趋势，那么，听起来有些矛盾的“反向共进” 是一个有分析力度的概念。本文旨在通过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实验区实验过程中如 何在“扩”与“缩”两个方向共进来展示出在变革时代中中国基层治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