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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应有怀疑勇气 　　每年的五月份，是大学里论文答辩的高峰时段。今年，笔者在指导、评阅学生论文以及参加学生论文答辩时遇到一个细节问题，然而学生对细节处理的取舍态度却令人深深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要求，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有“摘要”和“Abstract”（英文摘要）两项内容。笔者逐篇审阅学生的论文，发现很多论文的目录页上，中文摘要内容上方是“摘要”两个字，但在英文摘要内容上方，却没有对应地显示“Abstract”这个词，而是出现了论文的英文题目。笔者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就建议学生将英文题目对应地改成“Abstract”字样。但学生却说：“老师，虽然您说得有理，可是这个不能改，因为学校给的模板就是这样的。”笔者说：“不合理的地方就需要完善，不用管什么模板不模板。如果你认识不到问题，那是改不了；但是你现在已经觉得我说得有理，认识到了问题，为什么还不改呢？”学生看见笔者很认真的样子，就说：“老师，模板是学校给的，错了也不关我们的事；况且，如果我们改了，最后通不过，那算谁的呢？”听了学生的话，笔者感觉事情严重了许多：学生分明是把学校给的模板当成了教条，对待模版，似乎只有遵行的份儿，不敢有半点怀疑；即使认识到其中有问题或有错误，也不敢改正。此刻，笔者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或原因使学生变得如此唯唯诺诺，缺少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怎么一点怀疑的勇气都没有呢？ 　　大学生之所以没有怀疑的勇气，这恐怕要缘于他们在大学所接受的日常教育。很多人认为，在大学，就是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诚然，学习文化知识确实很重要，然而，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培养学生的自由思想，养成独立的人格。若要自由思想，怀疑的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当今一些大学课堂上，许多教师生怕学生对所讲授的东西产生怀疑，所以讲课时说话毫不含糊，论断也斩钉截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教师的威信！笔者也曾听到一个好心的督学老教师的建议：一定要让学生觉得你讲的都是对的。现在一些大学生之所以缺少怀疑和批判精神，跟大学中的这种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仔细想来，大学教师的各项??究真的到了毫无疑义的地步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吧。即使教师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要忘记告知学生还应该去大胆怀疑；如果教师只是讲授教材上自己并无专门研究的内容，那就更没有理由让学生相信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不容置疑的。常听人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上课时，对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说三个字“我不懂”，有时候一节课竟有几个“我不懂”。无独有偶，2012年6月7日去世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回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有“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1]。教师们固然不必效颦，但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对课上所学的东西不应该照单全收，而应该大胆质疑。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判断，教师们更应该教给他们怀疑的勇气。钱学森先生去世后，“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被炒作的层面，是否真正有人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呢？笔者觉得，现代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忽视培养学生怀疑的勇气，这严重阻碍了杰出人才的产生。须知，没有怀疑便没有探索；没有探索，何谈杰出人才！ 　　在欧美的大学里，学生也并非天生具有怀疑精神，一些教师也经常将教科书当成教条。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社会系名教授之一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还让主张治学应在“不疑处生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在时隔4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吉丁斯说：“积三十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道：“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2]”虽然欧美大学中也不乏吉丁斯所说的教条主义的教师，但是，他们的大学生的怀疑精神还是相对强烈的。那是经过专门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结果：他们或是设有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或是常有怀疑精神的提倡。因此，在师生中间大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学会怀疑，在接受任何论断之前都要有怀疑的精神。詹姆士·兰迪在为萨根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译本）所作的“再版序”中引用了萨根的话：“怀疑主义和好奇都是经过磨炼和实践才能获得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成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3]”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库克给刚入学的学生开设了“英语语言研究”的课程，他在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