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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实证分析 　　摘 要：从理论上看，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实践上看，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且各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外资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外资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会受到不同区位的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国际运输与通讯成本、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制度和其他规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环境规制对FDI区位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所谓的环境规制是指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因而政府需要通过相应的规制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实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其可以分为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前者指政府规定企业的排放量，如果企业超过这个排放量，则会受到罚款；而后者指企业自行决定排放量，但须交纳一定的费用。 　　 　　从实践层面看，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图1表明，中国的环境正在不断恶化，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多，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措施，环境规制的实际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见图2）。东部地区为了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良好的投资硬件，环境规制的实施力度较大，制定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相应较高；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了利用FDI的外溢效应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大对FDI的引进力度，所以环境规制的实施力度较小，制定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也相应较低。以排污费的征收为例，广东和江西排污费的有效征收率之比为2.6∶1，而天津和青海之间的比率更是高达8∶1(Wang and Wheeler，2000)。 　　 　　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国各省、直辖市的环境规制水平与吸引FDI之间的关系为主线，采取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的实证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不同的环境规制水平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环境规制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综述 　　 　　在很多学者眼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性和法律完备程度是决定一国FDI水平的关键因素，而环境规制政策对FDI的区位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首先，从资本流动的情况来看，Walter(1982)分析了1970-1978年美国、西欧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发现尽管大部分污染密集型产业已经转移到海外，但没有证据显示这是由环境规制成本的差异引起的。Grehter和Melo(2003)考察了1981-1998年间52个国家的5个重污染行业，发现有关的计量分析并不支持发达国家的污染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论断，即“污染避难所”假说是令人质疑的。其次，从FDI区位选择的情况来看，Friedman等人(1992)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美国各州环境规制的不同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并无明显影响。最后，从企业竞争力的情况来看，比较流行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t School)将其分析置于一个“动态的框架”，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不会降低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相反甚至能够通过创新来提高这种竞争力。 　　但是，秉承“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诸多观点则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因此必然有大量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密集型部门。首先，从国家间竞争优势的情况来看，Daly(1993)、Esty(1994)、Dua和Esty(1997)、Esty和Geradin(1997)均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各国为了吸引更多的FDI，会纷纷降低自己的环境规制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其结果必然出现“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的现象，甚至会出现阻挠环境立法等漠视环境规制的现象。其次，从发展中国家不同时期产业部门的构成情况来看，Lucas等人(1992)认为，贫穷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较高的生产增长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较大的工业污染密集程度，都与OECD国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严格的管制从而给区位排列造成巨大影响的假设是一致的。Low和Yeats(1992)同样发现，在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贫穷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方面都有所增加。Birdsall和Wheeler(1992)发现，在OECD国家20世纪80年代进行更为严格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