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二十讲(七).隶书之道(上).docVIP

书道二十讲(七).隶书之道(上)一般人都认为隶书起源于汉代，而20世纪50年代后陆续在湖北长沙五里碑、仰天湖和河南信阳长台关，以及四川青川县等地出土的大量战国竹简等考古研究成果将隶书产生的年代大大地提前了。可见，隶书虽然成熟和通用于汉代，但源流较长。 史传秦始皇时期的监狱小吏(皂隶)程邈是隶书的创始人。传说程邈为了使小篆书写得快捷便利，遂创造了后来隶书的初步字形，并很快在民间流传使用，成为当时的“新俗体”文字。据说当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知道有人另创新体、“动摇”刚刚统一的篆书字体后，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任命程邈为御史，赞赏其为国家所作的创造性贡献。唐人张怀在《书断“按隶书者，秦下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隶人佐书，故曰隶书。”依据张怀的说法，秦始皇同意由篆改隶主要是为了解决书写速度的问题，而程邈造字的窍门便是“益小篆方圆”，急写时用折笔提高速度。 汉代是中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许多制度自此而建，典型的中国方块字也是在此时最终形成的。在隶书出现之前的篆书，虽然也有大小规范的要求，但因其还没有典型的方折，方块字的方形程度还不很典型，所以书写需要婉转，难以便捷。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曾用“隶者，篆之捷也”的说法概括了隶书使用的时代背景和传承关系。及其本体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提高文字书写的速度是由篆而隶变化的重要原因。从形态变化上看，既是对篆体的解放，更是对篆体的改造，是中国统一规范的书道通过字形变化影响人们观念变化的划时代的探索尝试。一方面，隶书较之篆书依然有简化功能，符合社会进步和教育要求的基本发展规律，而且以隶书为表现形式的方块字依然有着明显的标准化倾向，对秦朝统一天下文字的创举没有颠覆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将篆书典型的圆笔改为隶书代表性的折笔，加大了书写和表现的力度，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也便于更好地排列。在客观上甚至为日后印刷术的出现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条件。所不同的是，由秦至汉，朝代更迭，新建王朝所需要的标志性的文字、文化也需要有所变换和重新确立，而对隶书的普遍使用和官方认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变换与重新确立，虽有形式和表现力方面的区别，但并不违背中国文字的基本造字规律和原则。其中延续的是先秦以来逐渐形成并已在强化的文字书写之道，包括注重直接感知，突出形意声训，留心约定俗成，强调动静平衡，着意点面取舍，依赖学识支撑，追求天(自然)人合一，探索技术工具，提倡风格标新，等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隶书在先期数百年的民间探索之后，正式进入中国官方文字的大雅之堂。与当时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相映成辉。体现了舒展自信的时代精神。进入到方块字阶段，书道的纯线条艺术特色更加明显，减弱了传统文字的象形功能，使之进一步抽象化。今天有些学者甚至用古代阴阳符号来分析其表现特点，并以先书八卦符号作为学习隶书的入手练习，就是认为进一步抽象的隶书的书写和表现需要新的思路。 与此前的各种书体不同。隶书的出现为中国书体的表现力提供了开阔的空间：在以往粗细变化不大的字形中加入了粗细变化的元素。其最典型的就是“飞燕(撇笔的伸展)”和“卧蚕(最长横笔或捺笔的伸展)”等典型的笔法的出现，由此表现出一种自信、解放和拓展的精神，形成了隶书独立的品格和表象，使其成为汉代文化美学特征的突出表现形式。从此，隶书的规矩逐渐形成，并在此后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地变化与出新。 在目前可见的隶书作品中，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属秦代的云梦秦律简。该简的横画已有波磔笔意，撇笔也比较轻盈，虽无后来的“飞燕”夸张，但亦有后来隶书的基本味道。只是因其是速写的简牍，还缺少整理和修饰，典型的折笔也未出现，但观其结字框架，已经是方形文字，加之当时的秦简已是用墨所书，可见自然笔锋，所以可作为隶书最初形成时的典型代表。 汉代初年，依然沿用秦制，“六书”(见《汉书“汉书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并用。故此，篆书依然有其“正书”的地位，而隶书则在使用书写方面开拓着自己的领域，并很快成为官方文字，篆隶的分野也日趋明显。 西汉之时，隶书的发展已经比较迅速，只是现存的作品较之东汉非常稀少。因而难以充分加以欣赏。宋时学者陈?在《负暄野录》中曾慨叹“前汉无碑”，并写道：“《集古》目录并《金石录》所载，自秦碑之后，凡称汉碑者，悉是后汉。其前汉ggg中，并无名碑，但有金石刻铭识数处耳。”当时的名家赵明诚等均叹息难见西汉碑文，偶见王莽时碑刻和西汉碑伪作，令人遗憾。 所幸的是，自汉武帝末年发现孔子宅壁中的战国竹简以来，简牍亦成为传承、见证中国书道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汉代书道有关的竹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