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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探究摘要：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供需缺口巨大、短缺与浪费并存的现实，通过运用文献法、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在前人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中存在的体制性缺陷以及缺陷背后存在的深刻根源，并对解决体制缺陷的根本对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进程加快，经历了从以国家财政拨款为高等教育经费唯一来源到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模式演变过程。新的体制也已在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反观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现状，虽说政府包揽办学的单一局面已被打破，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也已基本形成，但完整意义上的新投资体制还不存在，各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尚有待规范，权利、义务关系也有待明确，体制上的种种缺陷对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总体投资规模仍然偏低，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从当前来看，我国在高等教育投资规模方面，无论公共投资还是民间投资，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尽管我国近年来已经将财政的教育支出列入了法定支出范围，依法保证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中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由于受政府一般性预算规模偏小和财政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的影响，致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规模仍然相对偏低。截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63％，仍然低于1.15％的国际平均水平。总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不足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短缺。这种状况在连续实施了五年扩招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就财政性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中分配的比例而言，尽管1998年以来高校规模增加了1倍，但高教财政拨款占政府教育拨款的比例仅提高了2个百分点。至2002年普通高校财政预算内拨款724.35亿元，占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总拨款的比例为23.26％，相比扩招前所占比例没有太大变化。我国大多数高校同时出现了师资力量短缺，教室、教学和生活设施、图书馆等各方面资源紧张的局面，教育质量不同程度的下滑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造成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总量虽有所增加，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在校生规模扩张的比例。 (二)投资结构不合理，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 首先，高校行政和后勤的运行成本过高，成为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沉重包袱。作为以高等教育活动为专门职能的高等学校，不得不承担本应由社会承担的成本，比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宿合、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面积占学校面积在1900年和1997年都为49.3％。据统计，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121.4万人的教职工中，真正的教师人数只有53.2万人，教师仅占全部教职工人数的30.5％。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了稀缺的教育资源，同时，还造成机构臃肿、人员冗杂。 其次，在高等学校的成本结构中，也存在投资“重物不重人”、“重官不重学”的失调现象。在高等学校的开支标准中，在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支出上往往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有时甚至宁可购建超出实际需要的设施设备，也不肯投资于人。在高校内部，一线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与行政后勤人员没有明显的差距，甚至出现倒挂。 (三)拨款机制存在较大的缺陷 1985年我国改革高等教育“基数+发展”的拨款模式，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拨款机制，发展到今天，这种拨款机制已几经变革，较之“基数加发展”模式有所改进，但从总体上看，它仍然没有摆脱计划体制的条框。目前的政府拨款方式对高校间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励不足，政府拨款基本上起到的只是“输血”的作用，而对高校提高成本效益、提高自主融资能力的激励不够。同时，政府拨款在缩小高校间固有的地区差距和历史背景而造成的不平衡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够。例如，近年来，由于非竞争性因素造成的东西部地区高校间的投入差距正在拉大。 拨款依据单一，不能真实反映高等教育成本行为。在“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中，综合定额部分是为了保持高等院校正常运行的经费需要，专项补助的拨付视高校发展的特殊需要和政府财力的可能。各高校所获综合定额是通过单一的政策参数――在校生数乘以生均拨款额所确定的，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生均成本的确定是以前几年的生均综合支出为依据，它掩盖了历史支出中存在的问题，且无法准确地反映高等教育成本的变化规律，无法真实地体现高校的实际成本行为；二是以学生规模作为拨款的单一政策参数，必然会刺激高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这既容易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又容易形成高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