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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顾颉刚 《诗经》地理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可考证上古时代的地理情况。在《诗经》当中，不同地域的人们的风俗习惯各异，所产生的诗歌也各有特色，因此，乐官将所采的诗歌按照地理划分为十五国风。关于《诗经》所记录的地理信息，早在宋代王应麟的《诗地理考》中就有过系统的论述，不过随着必威体育精装版的考古发现和西方历史地理学科的传入，顾领刚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不仅认为《诗经》中国风的产生和分类与地理因素息息相关，而且在《诗经》编排的次序等方面，地理因素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顾领刚深受宋代王应麟的影响，认为诗是由人心所生“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舞，莫不系水土之风……匪徒辨疆域云尔”。即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导致风俗各晃《诗经》中的地理并不仅是地名疆域的划分界定，还有观风俗、考察政治得失的作用。 　　一、顾领刚注重“国风”产生的地理元素 　　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民俗学概念的引入，身处变革浪潮中的顾领刚受此影响，认为《诗经》所录全都是乐歌。因此，十五国风的分类其实也就是乐调的分类，而地理因素则是其产生与分类的基础。这一观点主要阐释在《汤山小记》中的《宣王时召公开辟南土，故有(周南)、(召南)之新乐调》一篇，集中讨论了“周南’“召南”所收录的诗歌是何时何地所采的诗歌。 　　第一，顾领刚确认了“二南”产生的年代，为西周末年到东周初年。原因在于，其二“周南”中有描写周王室遭受重创之后的诗句“鱿鱼赦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z}，表明周王室己遭逢大难。既然“王室如毁”，那么西周王室的贵族应该己经东迁。其二“召南”里有提及周平王的诗篇“平王之子，齐侯之孙’，说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在周平王以及平王以后的时期。以上两点可以佐证“二南”的诗歌并不全是西周诗歌，应在西周末年、东周初年。 　　第二，顾领刚确认了“二南”的乐调，为周宣王时召公开辟南土而产生的新乐调。据其考证“周南”采诗范围应在“许”地“许”地是作为鲁周公朝勤东都洛阳的封 “召南”采诗范围应在“召陵’，“召陵”是征伐淮夷的召穆公虎的封地“二南”实是采集南方音乐而编成的。 　　一直以来，关于《诗经》的“周南’、“召南”两章所产生的年代和采诗的地域，历来众说纷纭。顾领刚先生在《汤山小记》中指出，“周南即许;召南即召陵”。 　　在“周南”地理位置的确认方面，顾领刚认为《诗经·鲁颂·阴宫》中说“天赐公纯暇，眉寿保鲁，居常与徐，复周公之宇”，这是在点明鲁国乃是周公后嗣的封地。据《说苑·卷十·敬慎》所说“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左嘟:“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史记·鲁周公世豁“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玉”“周公卒，子伯禽固己前受封，是为鲁公”，周公辅佐周武王东征得胜，得封地在山东曲阜，公元前1043年武王驾崩，为了继续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周公旦留在都城，后封周公旦长子伯禽在鲁地，世代鲁公为周王朝的东南屏障，抵御淮夷。此外《毛》诗认为“常”地和“许”地是“鲁南鄙、西鄙”。在确认了周公与鲁国的关系以及鲁国的封地之后，顾领刚继续举出《春秋左传》中“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一例。认为“许”地在今天河南许昌县《括地志》:“许田在徐州许昌县南四十里，有鲁城，周公庙在其中”，杜预认为许田是成王营造洛阳作为鲁国朝宿赐地。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常”地在薛国之南《九域志》也认为薛地在淄州，即今山东滕县。因此“周南”应该在远离山东鲁国封地的南端-许地，许地(今许昌)南近汝水，约50里，北邻黄河约110里，距汉水约280里，许昌距离新郑约46公里，距离曲阜约376. 4公里，显然在上古时组“许”地距离郑国比鲁国近。顾领刚认为“周南”显然是周公治下封地的南办“许”地为鲁南鄙，故“周南在许”。 　　在“召南”地理位置的确认方面，顾领刚先生认为“召南”应在召陵，举《春树“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邵陵”一例，召陵在汝水的南面，南为淮水，西南为汉水，方便经营南土。姚舜钦在《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讲义》中说“燕，同姓召公爽所封，初封在今河南城的邵陵，后来迁到山西汾水流域，最后迁到蓟丘”，顾领刚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城是燕国后来的封地，一直是在易附近“召南”就是召陵以南一说，证据并不充足，虽在召陵经营南方的土地和诸侯国很方便，地理位置也接近“召南”所采诸篇的江汉流域，但仍不能足信《九域志》所载:召伯甘棠树在陕州府署西南隅，这与召陵一说不符。同时，在《汤山小记》中顾领刚还指出:《雅》中召穆公开辟南土，认为《小雅·黍苗》和《大雅·江汉》两篇有周王命召虎征伐江汉的描述，其中《江汉》篇“于疆玉理，至于南海”以及《裕高》篇“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