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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意识的音乐创作观研究 　　艺术的民族性、开放性、时代性决定了处在日趋多元化文化环境中的音乐创作更应突出强烈的对话意识，实现自知、自警、自明的高度统一。同时，也期许着积极寻求与音乐传统、西方音乐以及与现时代的主动对接。 　　一 　　艺术的本质是心灵再现，音乐创作也不例外。创作的先觉要素是有感而发，这对作品品质高低的影响至关重要。音乐创作过程可以认为是创作者把对大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心理体验通过技术符号勾画出来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创作者通过自我对话感悟人生。这种对话如同画之立意，就是创作者“对客观物象产生某种共鸣或者物我两忘的独特感悟，随之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并通过创作不断使这种感悟情之幻象、境之想象、形之意象、神之味象的逐步主观化的外化过程”(美术家李魁正言)。 　　音乐创作之所以牢牢吸引着音乐家们为之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同外界发生接触对话过程中获得丰厚的精神滋养，而使其处于丰盈甚至亢奋的精神状态，并深切感受到了心灵上的自由。音乐作品一旦问世，自我对话的产物便宣告完成，这不单是音乐家对所描述事物、观念的简单说明和评价，更多地是透过作品向受众传递着对话的精髓，传达心声、吐露感情、净化灵魂。从这一层面理解，音乐创作中的对话就是音乐家在汲取音乐传统营养的基础上，超越固有音乐成就，展望现时代的发展轨迹，突破种种限制从而积淀情感、表现内心和传递情感的过程。 　　二 　　音乐创作中的对话，内涵之一就是如何考究和对待音乐传统的问题。创作就像垦荒，传统就像土地，如果离开传统，创作就会失去根基和灵魂。中国传统音乐就是最能体现中国音乐之根蒂的那一部分。释义“传统”， “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汉·刘熙《释名·释典艺》)，颜师古引如淳云： “传，继也”。传统本意就是世代相承。 　　遥望浩如烟海的中国音乐之海，不乏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器乐作品《梁祝》、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民族歌剧《白毛女》等作品经久不衰，享誉国内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些作品中鲜明的民族特性使得轻盈流淌的旋律响起，便能迸发出浓烈的民族气息，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家喻户晓。这几部作品音乐创作中对传统的承继，恰如其分地彰显了作品强大的精神张力。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艺术家正是基于对传统音乐历时性特征的写照才取得了与传统对话的成功，随着不断传播，这些音乐会在大地深深扎下根来，并结出同宗、同源的簇簇繁花。从这些成功的范例看来，对话意识无疑是保持音乐创作民族化的重要文化精神和创作观。传统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积累、总结、沿传下来，进而固化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遗产。像传统音乐中的戏曲、民间器乐、民歌等，这些都能为现代音乐创作提供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与传统对话，既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创新。没有继承，创新就会淡化甚至丧失自身的文化符号，没有创新，继承又会陷入固守自封。只有对话传统，才能深入洞察音乐传统中的内在动力，发掘更加丰富的音乐文化养分，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创作出更富民族气息的精品力作。 　　三 　　对话考究意识的创作观，还要回答好“如何正确处理和科学对待西方音乐因子”的问题。有学者研究中西音乐的差别后指出，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思维上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音乐(主要指 15 世纪以后的发展阶段)走的是“组织化”路线，而东方音乐几乎自始以来走的是“原本化”路线，前者贴近科学，后者则贴近自然。一言以蔽之，西方音乐长于精密的组织机构，东方音乐长于自然的情趣音韵。如何融合二者之所长，成为当今音乐创作不得不认真考量的问题。 　　“纵观 20 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中西合璧成为其显著特征点……从 20 世纪下半叶创作的大量音乐艺术作品中，不难看出一种新的中国音乐风格体系正在形成，虽说至今它尚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但将来的它肯定能发展演变成为中国音乐的一种新传统。”自从西方音乐传入我国以来，我国几代作曲家和理论家均试图将中国音乐纳入组织化音乐的轨道之中。西方音乐创作技法需要学习和加以借鉴，更加需要深入的对话实现合璧，但这种对话不能一味地做相加或混合的功课，不仅从表面上的高音组合、乐器配置、风格形态、结构组织等方面而是要从思维路线上将东方音乐内在神韵和西方的精密组织合为一体，这样，才能逐步达到“大千贯一、纵横捭阖”的更高境界，创作出既有鲜明个性，又有精湛技艺，既有现代意识，又有民族神韵的中国现代化新音乐。 　　笔者认为，既然是对话，就要坦诚相向，倾心交流，找已之不足，取他人所长。蔡仲德先生指出： “向西方乞灵是学习它对音乐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学习其有利于更充分体现人的灵魂的语言的美学思想，学习其有利于充分地表现人的灵魂的方法、技巧、表现体制。” “本土与西方的对话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