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慈善激励机制的立法缺失.docVIP

完善我国慈善激励机制的立法缺失 　　一、引言 　　2016 年3 月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出台，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指导规范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大法，这部法律固然体现了诸多理念创新与制度进步，却也存在一些继续改革的空间，尤其是其中对慈善组织支持措施的规定，更是与慈善事业共同体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本文将以此次立法之得失评价入手，详尽分析我国当前慈善法律制度下激励匮乏的现状，并深入评述草案当中相关税收优惠条款未能细化的缺憾; 进而从历史追溯、现实探究、国际比较三个方向展现( 民间) 慈善组织在政府、同业、市场三重压迫之下的生存困境，从而证实激励匮乏继续存在将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产生严重阻碍; 最后以供给侧改革思路为原点提出对未来进一步完善慈善激励机制的立法建议。 　　中国慈善事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大量社会财富的投入与舆论媒体的聚焦，带动了国内学术界对慈善组织成长与保障问题的研究，并迅速催生出了一大批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也不乏对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机制的探讨。在慈善事业立法应处理好《慈善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关系，重点规范慈善捐赠与税收优惠制这一最大共识的基础上，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研究视角出发形成了层次丰富、逻辑自洽的学术观点: 首先，针对慈善捐赠免税的理论基础，学者们指出我国当前第三次分配功能弱化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慈善捐赠税收体系不健全，而慈善作用发挥与税收政策支持之间显著相关，因而正面肯定慈善捐赠中的利己因素，在税收优惠方面完善立法具备道德正当性; 其次，针对慈善捐赠免税的功能作用，学者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捐赠数额取决于捐赠成本，为鼓励捐赠应降低捐赠价格，而在降低捐赠价格的方法选择当中，相对政府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这种间接补贴方式更加公平合理; 最后，针对慈善捐赠免税的实施路径，学者们建议应实行据实扣除和限额扣除相搭配的税前扣除方式，构建非货币性财产捐赠评估规则，从扩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保有组织数量等方面完善激励性制度安排，但也要合理限定非营利组织的规模与商业活动范围。 　　以上见解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对慈善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为如何完善我国慈善激励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形成了理论研究对实务问题的积极响应。然而，通过对这些论文的梳理研读，也暴露出了我国当前慈善激励机制立法研究领域的一些不足: 首先，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慈善激励机制问题的学者，都来自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财税经济等学科，真正从事法学研究的并不多，这使得相关研究成果当中的法学思维、法学方法、法学立场、法学语言、法学观点成色不足，学术评价大多集中于立法价值层面，因而影响了对于立法技术层面的批判。 　　其次，当下很多探讨慈善激励匮乏现状的论文都立足于微观的、静态的、实例的研究，通过抽取慈善组织或慈善行为某一方面的横截面来进行量化建模，借此折射整个慈善行业的发展状况。这固然体现出了作为训练有素的学者，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论的熟练运用，但这种方法论的同一性忽略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将这一“科学”范式套用在从时代夹缝与政策死角间成长起来的( 民间) 慈善组织身上，是脱离其历史与现实基础的。 　　最后，方法论的同一性也带来了研究成果的同质化倾向，从开篇破题、研究路径、论证方法，到结构套路、数据资料、结论建议，都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易言之，在这些研究成果不断叠加的同时，不断放大的还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空缺，因为很少有学者参与慈善组织的实际运营，难以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真知。在这种背景下，对慈善领域的研究就愈发呼唤人文关怀精神。 　　在努力规避上述问题的同时，本文也希望展现出一些新意: 第一，与现阶段《慈善法》的立法进程无缝对接，实时回应立法过程中的缺失疏漏，力求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 第二，有意识地扩大视野以提升文章的格局，分别从时间维度和地域维度进行比较研究，既让历史与现实展开对话，也使西方与东方互为镜像; 第三，首次将供给侧改革巧妙地嫁接到慈善激励机制完善的设计当中，一方面赋予供给侧改革的新内涵，另一方面也启发完善了慈善激励机制的新思路。 　　二、现有慈善激励机制存在严重弊端 　　历数我国现有的慈善激励立法，并没有国家层面清晰可辨的统一部署，而大多散见于各税种的个别规定当中，例如所得税方面的个人与企业所得税法、流转税方面的增值税与进出口税条例、行为税方面的契税和印花税条例，以及更为散乱的一系列通知、意见、规定等。这种做法在以往慈善事业发展实践当中已经暴露出了如下诸多问题: 　　一是层级受限、涵盖狭隘。由于这些法规的制定者本身权力有限，所以导致了相关举措始终不能突破较为逼仄的效力体系，例如国税总局关于个人间转赠股票无需缴税的规定无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