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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进行研究 　　一、 角色--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其中的“位”，是职务，实质是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实中所扮演的角色，“位” 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职务。“政”，意思是由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对应应当担负的职责、承担的责任，这是由职务、职业、职位引发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可见，责任的立足点在于特定的职务、角色。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依据社会身份的不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为不同的角色而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角色和责任共生共长，角色是责任主体的社会身份，责任始于角色。 　　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一个人因其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决定了人的一生必将扮演多个社会身份，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同时承担各种责任。 责任的基础是角色，一个人究其一生，参与社会活动越多，社会活动越广泛，所扮演的角色越多，承担的责任也越多。责任还会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当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齐格蒙特·鲍曼这样论述，“责任依赖于角色，而不是依赖于完成任务的人。 角色并不是‘自我’--只是在我们工作期间穿上的工作服，当下班后，我们就又会把它脱下来。”责任的担承与特定的职务、角色密不可分，这里鲍曼强调的就是因社会事务、社会工作中的角色而承担的责任，在场合变换之后，随着角色的转换而转换。 　　责任相随于角色，什么是责任呢?责任能否用道德哲学评价?古往今来的先哲们努力尝试解释和不断追问责任的主体、责任的界定和内容， 在中国的古语中，“责任” 两字并没有连用，更多强调的是“责”。“‘责’在古汉语中至少有六种含义：索取、谴责、责罚、督促、负责、债。”现代汉语中，“责任”两字连用，表达出最普遍、最一般的含义是，责任的立足点源于“任”，责任是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实中特定的角色、 职务等所应当担承的职责， 它是我们分内应做之事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之事而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这些充分说明了“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即为角色。”我们研究责任伦理也要从角色开始， 责任的含义在道德哲学的视角里有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是指符合责任伦理的事实性状态,一方面它是我们分内应做之事实， 另一方面它是没有做好分内之事实所应承担的惩罚性后果。 二是指符合责任伦理的道德品质性状态。 　　因为，责任的担承虽然源自于特定的角色、职务，但是担承责任的行为主体从意愿上看，是出于主观确认和自觉服从和自愿履行的，这不仅仅是在许下承诺、更是在遵守承诺、践行承诺，如康德所言，“行为之发生不仅合乎职责(按照适意的情感)，而且出于职责，这必须是一切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我们还应看到每个个体在具体的情境中，都会因为角色身份的不同，而担承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责任，如，一个男子是一名警察，在家庭生活场景中，既是父亲也是丈夫，还可能是儿子、兄长、弟弟、舅舅、叔伯、侄子、外甥等，因为不同的家庭角色分担着各种不同的家庭责任;在职业场景中，该男子是警察、还可能是上司、下属、同僚、党员、群众等，在社会场景中，男子是公民、邻居、社团成员、慈善人士等等。 基于社会身份--角色的责任还会因为时代的变迁、空间的挪移、文化基因的影响、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转移、新生、灭失。 　　二、 幸福与幸福感--责任伦理视域的价值 　　判断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以角色为逻辑起点的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哲学的重要部分， 必然需要回答责任伦理与幸福的关系，在伦理学层面，分析和区分幸福与幸福感，从而在责任伦理的基点上对幸福进行道德价值判断。 在拜金思潮和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基于责任伦理的幸福何以可能?《理想国》中的色拉叙马霍斯坚持认为，“不管在什么地方，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在他的心目中，正义的人为他人尽责付出，只是为了让别人得到好处，正义的人服务并且为他人奉献，其自身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因而不可能幸福。 戈蒂耶认为“理性是人尽量满足自己的爱好， 即一个理性的存在者是一个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出于社会现实和理性，人们还愿意自觉自愿的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牺牲自我来换取“好处”---幸福吗?在责任伦理的理论框架内，我们不禁追问： 人们为何要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是否会牺牲自我? 如果不需要担承责任，且能够躲避责罚的后果，是不是可以更幸福?出于伦理的责任是我们追寻并享受幸福的绊脚石和绞刑架吗? 幸福的达成必须经由道德责任的洗礼吗?如何避免陷于欲望的沼泽，过幸福有意义的人生呢?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对人们普遍话语中的“幸福”一词做道德哲学的分析。 2002 年，丹尼尔·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心理学大师提出了“幸福学”(Hedonomics)，如今关于幸福的学说炙手可热，各行各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