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内军械所几个问题的再探讨.docVIP

安庆内军械所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学界一般认为，曾国藩于1861年创建安庆内军械所，如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张南等著《简明安徽通史》均持此论。但梳理史料，考辨细节，此说不无可商榷之处，值得再探讨。 　　一、内军械所于1862年创建，曾国藩称其为“皖局” 　　1861年，曾国荃率湘军攻克安徽省城安庆，随后曾国藩统大本营一干人马进驻安庆。翌年，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既有兼顾眼前又有着眼长远之用心。 　　安庆战役期间，战况虽惨烈，但城内民房毁损并不十分严重，这无疑给曾国藩及其湘军安营扎寨和后续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驻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谋划内军械所的创建事宜。其时，惨烈的安庆会战方告结束，湘军惯常使用的冷兵器如大刀、长矛、鸟枪、火铣等大量损坏，亚须就地修理。所以，创建内军械所是为了平定内乱之急需，此其一。内军械所的创建还有长远的战略考量，如曾国藩所常言“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通过创建内军械所，曾国藩对兴办军工的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创建初具规模之际，他的视野更为开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闲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此其二。所以，曾国藩创建内军械所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智行为，是他为了解决湘军当务之急，更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谋划未来的明智之举。 　　创建内军械所，最关键的是专业技术人才。曾国藩幕府内人才济济，但专业技术人才却少之又少。为此，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保奏周腾虎等片》中提出:“蓝翎六品衔监生华芳、议叙从九徐寿，研精器数，博涉多通。……应请伤下各省府臣访求，咨遣前来。曾国藩上奏于1861年末，朝廷收到应需时日;咸丰帝颁下谕旨及谕旨到达江苏需要时间;巡抚薛焕着人访求华、徐亦需时间。特别不容忽视的是华、徐两人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自江苏出发到达安庆曾国藩幕府，千里之遥，自然不是一两天的事，且需经过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沿途的诸多困难可想而知。华衡芳奉旨后即刻启程，独身赴皖，己先期到达。徐寿则拖家带口，行动迟缓，待赶至安庆己是1862年3月。试想，创建内军械所的一流人才尚未到达，何来1861年创建之说呢?所以，合乎事理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内军械所创建于1862年，而非1861年。充其量，曾国藩1861年有创建的想法。曾国藩本人的记叙也是1862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同治元年即1862年《清史稿》也记载为1862年:“同治元年，曾国藩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内军械所创建于1862年，史实确凿无疑。 　　内军械所创建后，曾国藩何以称之为“皖局”?本来，创建之初，曾国藩确实称之为“内军械所”。笔者反复查阅曾国藩的奏折与日记后发现“内军械所”在奏折和日记里出现的频率极低，奏折中只字未提，日记里直到内军械所创建后的1863年8月才谈到。这年八月初二，曾国藩“出门至内军械所观所为火机”。这是他在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及内军械所。曾国藩是一个处事谨慎、行事低调的人，在事情没有眉目或尚未成功之前，不喜好张扬。故而曾国藩于奏折和家书中鲜有提及是可以理解的。他后来称之为“皖局”也不无道理。首先，曾国藩进驻安庆后，因工作需要和职能分工的不同，陆续设立了善后局、子弹局、火药局、枪炮局、谷米局等局，上述各单位均称为“局”。其次，洋务派诸位大员在创办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时，也都命名为某局，如上文的江南制造总局、其后的福州船政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无一家以“所”命名。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洋务事业的日益做强做大，曾国藩对自己以往所从事的运动也在不断反思总结，终于将内军械所的称谓由“所”改为“局”。 　　二、内军械所的标志性产品是“火轮船之机”和小火轮船 　　如前所述，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局试造洋器。此“局”就枪炮局、子弹局、火药局与内军械所而言，乃泛指。生产洋枪洋炮，需相应生产子弹炮弹;同理，生产子弹炮弹，需相应生产弹壳与火药。曾国藩依据职能分工的不同分设各局属情理中事。问题是，内军械所是否参与枪炮、子弹、火药之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答案是肯定的。枪炮局、子弹局、火药局依据各自的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并修理湘军损坏的枪炮，内军械所亦需介入其中。“军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内军械所的工程技术人员除参与枪炮子弹火药之类的生产(包括修理)外，其主要任务是制造轮船。李、华、徐诸位科学家既是军械所的工程技术专家，又是其他各局的技术专家，由他们对他局的生产提供技术层面的指导。同理，这些科学家手下的工人也不是固定在某一局所的，他们是在各个局所之间流动工作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当他们在枪炮局、子弹局、火药局工作时，就生产枪炮子弹火药; 当他们在内军械所时，则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制造蒸汽机与轮船。 　　内军械所创建后，经过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