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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的来源与实现 　　一、宪法权威的含义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我国政治活动、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是要尊崇宪法尊严，维护宪法权威。宪法权威是指宪法被人们奉为最高规范，具有使人们自觉遵守，并且在人类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决定性影响力。 　　宪法的权威在现实层面体现于其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效力。宪法是一切法律制定、运行以及遵守的最高评价标准。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和效力最高，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宪法的权威高于任何部门法的权威，体现出至上性。宪法确立了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宪法是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化，它不仅规定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以规范公权力运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价值取向。任何国家机构、政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活动。我国宪法系统地理顺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明确划清了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以及各企业事业组织权力行使的范围和边界，全而建立了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宪法权威体现在其高于一切权力，并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宪法详细制定了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并始终把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 　　宪法的权威在价值层面体现于其对立法权价值评判标尺的功能。宪法规范蕴含了人类最基本、最广泛的价值诉求，如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权力制衡等价值。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性价值，由宪法规范构建起整个法律体系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秩序。立法机关所制定的部门法律应遵循宪法的价值体系，不仅不能同宪法规范相矛盾，也不能同宪法所表达的价值秩序相冲突。在国家和社会各领域，宪法价值应当成为人们所共同遵循的价值基础。 　　二、宪法权威的依据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仅仅是写在文本之上的，要实现宪法文本之上的权威向政治生活转变，就要将宪法最高效力写进人们心中。权威的本质是内在的认同，不是基于外在的强制而形成，人们服从某种权威，其内在追求就是一种正当性或者公正价值的追求，即基于内心的信念同意、认可或赞同某种价值。因此，宪法权威的真正树立，有赖于宪法自身的品格，即宪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具有一种让人们信服的感召力。 　　(一)现实层面: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共同规则 　　宪法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结构之上，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衍生出不同社会力量，宪法是这种多元主义模式中各方就权力与利益整合、分配的产物，它是不同利益阶层就国家最根本的问题相互斗争、妥协、让步，最后达成的一份共同规则。作为公共规则的宪法规范应当与社会实际利益阶层的政治力量对比大体一致，多方都能基本接受。如果处于强势的一方利益集团不愿意与其他各方妥协，通过强势制定其不受约束的规则，这种分配权力和利益的规则就不能称之为共同规则，其仅仅是强势权力的附属，社会认可度也较低。具有妥协性质的共同规则，虽然不能让社会利益各方完全满意，但为了维护各自生存的共同秩序，社会各阶层不得不放弃自身部分利益来换取对方的让步，进而达成一份多方都能够基本接受的共同规范。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集体相互妥协让步，产生共同规则宪法，因而从现实意义上讲，宪法在最大限度获得了社会成员的认可，宪法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而由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来决定利益分配，进而形成一种公认的根本规则和机制，宪法权威才有可能树立。否则，宪法就可能沦为两种处境:或是装点门而，即新兴政权的政治出生证，或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奴脾。产生于中世纪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英国《大宪章》就是国王同贵族阶层之间斗争妥协的结果。美国宪法是美国建国初期多元利益集团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宪法所创立的也是一个利益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不同的利益集团(群体)因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利用依宪法衍生的宪政机制，就各自的利益和联邦的“公共”利益的定义和定位，相互进行一种连续不停的谈判和妥协。谈判和妥协使旧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修正，使新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产生，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匆忙制定《临时约法》，其借鉴了欧美的宪政制度，采取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就整体而言《临时约法》的框架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临时约法》主要是革命党人一派势力单方面规划制定的，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国会和内阁制约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试图通过责任内阁制替代总统制，限制代表北洋军阀势力的袁世凯的权力，让其空有尊贵的总统地位，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责任内阁之中。袁世凯担任总统后不甘心权力受限，开始利用自身势力干涉国会，破坏约法，可以说《临时约法》的宪法权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