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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边地书写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草原、雪域、沙漠这些充满“边地”情调的场域现已浸染着多元文化的因子。事实上，西藏作为书写的“异域”，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最早在扎西达娃们那里落地生根，而科尔沁草原与辽宁、吉林毗邻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它无从回避多元文化碰撞，乃至于面临民族被同化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讲，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边地书写呈现着独特的美学面貌，而江浩作为一个扎根科尔沁，熟悉蒙语的满族作家，蒙古族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作家个体性格的形成，也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多选取边地草原作为书写空间，传达出独特的生命体验。如果说，“百变”江浩硬朗深邃的写作风格、迥异多变的叙事手法，都是他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狂飙高歌的话，那么，深藏于文本之中的那份对自然、对自然中草木万物的爱，沉积在作品之中，使其作品呈现出“硅化木”(笔者注：通辽的一种树木化石)般的朴拙与厚度，对草原生灵及人物的刻画无一不呈现出雄劲无边的野性张力和血性精神。 　　一、朴野雄劲的刚健美 　　文学评论家洪治钢认为，独特的地域风情不仅可以激起作家文学想象的升华，以一种诗意领悟和生命情怀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拓宽小说审美意蕴的同时，还能够成为塑造人物性格、价值观念和人物命运发展走向提供切实可信的文化基因。丰饶的森林草原不仅对蒙古民族有养育之恩，还赋于其族群粗犷深沉、野性自由的品格，而草原上极端莫测的恶劣气候也伴随着族群的成长，成为蒙古民族必然要面对的生存挑战与磨砺。 　　在这样的人与自然关系中繁衍发展起来的蒙古民族，形成了敬畏天地的自然伦理观。对于从少年时期就浪迹草原、有着传奇成长经历的江浩，必然产生极大影响。蒙古族传统文化元素先于汉族文化元素、满族文化元素，在江浩自身文化图式的建构中占据了极大比重。在江浩的作品中，荒原、大漠、雪谷、河流等自然物象以及草原上生存的动植物都是鲜活的，有灵魂有个性，既具有原始野性又具有自我独立性。在江浩的文学视角中，暴风雪是因发情而狂躁的白色公驼，从遥远的草原地平线一路呼啸而来，以疯狂的奔跑和震天的嚎叫闯进额伦索克山谷，发泄着原始兽性和野蛮的破坏力，以狞厉的气势宣告着：它就是草原和山谷的主人;横卧于大漠的沙坝则是一条粗大的白龙，它拖着巨大的身躯时而向东，时而向西，以睥睨一切的姿态在扎鲁特荒原上飞腾;草原上的河水在狭窄的河道里奔涌翻腾，仿佛带着不甘心的骚动和怒气，力图突破河道的束缚获得自由…… 　　江浩的人生经历及异质文化的影响，重构并形成了作家多元而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心理感受，反射到他的草原小说中给读者带来迥异的阅读体验。大自然在江浩的小说中不是只作为陪衬、背景，而是作为有精神、意志、情感的生命体参与小说叙事，江浩淋漓尽致地书写大自然的野性与狞厉之美，使笔下的大漠扬沙、河流奔涌、风雪狂舞等自然意象呈现出强劲的原始生命力与野性魅力，折射出蒙古族特有的自然伦理观和重自然、情感、生命的民族性格，对当时的文坛和人们惯常的审美习惯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 　　草原上的生存经历使江浩与马有着不解之缘。他塑造的马以动感活力传达出蒙古族特有的生命特质。他描写的马群如此与众不同：马群是大海上的巨浪，又是驮着无数片玫瑰的朝霞，还是象发出巨大咆哮的五彩洪流，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天际涌来，马群的狂野激情点燃了整个草原，所到之处无不激扬着原始生命之美与动感活力。其中塑造得最生动、最具灵气的是萨黑雷，这匹马浑身漆黑，长鬃拖地，脖颈粗厚，腰肢健美的公马，在闪电般的奔跑中显示出雄性的勇敢、粗犷与矫健，当马群被狼群围困陷入险境时，萨黑雷爆发出全部的原始野性，崩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灵活而又有力地调动四蹄凶猛击打敌人，如旋风般扑向敌人，显示出非同一般的雄性胆量、机智聪敏与致敌于死地的强悍劲头，江浩对马的酷爱，对马不吝笔墨地描写，传达的正是蒙古族对生命力与刚健美的崇尚与张扬;狼也是江浩着意刻画的动物形象。在80年代以前的草原文学中，狼大多以恶的形象出现，而江浩塑造的狼有主体意识、有灵性，颠覆了以往小说中狼与人的关系。狼群的权力之争充满了血腥与残忍，失势的母狼遍体鳞伤，还能拖着受伤的身体捕杀野鸡，尽管被猎人打断了脊梁、剜去双眼，依然用一条前腿加上嘴巴，拖着身体往前爬，一直坚持爬进灌木丛;被活扒皮的草原狼忍住剧疼，安慰哭泣的小女孩，一步一步坚持着返回草原深处;森林中猎物临死前的拼命反抗如同整座森林的绝望……动物在绝境中的坚韧和迸发的生命强力，令人震撼。 　　江浩基于自然同蒙古民族之间类似宗教信仰般的特殊感情，精心构筑了作品的美学精神，使他的小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体验，他笔下的自然和草原生物都带有一种植根于大漠荒原的原始生命野性，整体呈现出强悍、粗犷与豪迈的美学特征，其中丰饶又奇特的想象力，也表现出江浩本人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