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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的浙江样本分析 　　基层稳则全局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础。创新基层治理体制与机制，是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作为沿海开放省份，在基层治理创新上，浙江一直担负着先行探路者的角色。从杭州开办“我们圆桌会”栏目保障公民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权、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到温州出台全国首个职能转移规范性文件，建立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科学机制，从“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管理服务新模式，到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基层治理新机制……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服务发展的水平，在不断自我提升、超越。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今后，浙江在基层治理创新上将再掀历史新篇章，治理的机制与体制日臻完善，社会治理越来越科学高效。民主法治，浙江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 把法治精神作为主心骨，真正信仰法治、坚守法治。”随着依法治理的号角响起，浙江广袤大地上正在演绎美丽蝶变。 　　规范用权促公平 　　47 岁的李正泽是长兴县徽州庄村的村监会主任。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到村里的生活污水处理工地上转转，一看工程进度，二看工程质量。李正泽说，这是村里861 户村民交给他的任务。 　　2014 年村监会换届，李正泽从老主任手中接过了这副担子，从此成为村民监督村干部的“眼睛”：列席村两委班子会议，监督村务财务公开情况，审核村里财务报账凭证。必要时，还要建议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大到建设工程，小到铅笔胶水，李正泽都有权也有义务过问。 　　像李正泽这样的村务监督员，全省共有10 万名。村监会最重要的权力是“账前审核权”，即在审核村财务时，不仅看已有账目，还要看账目形成前的相关发票等票据。监督员制度有效改变了村两委干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状况，形成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机制，有效规范了村干部行使职权。 　　如今，村监会已在浙江农村落地生根，3万余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浙江基层法治建设也由此翻开了新篇章。2010 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规定，这一来自浙江基层创造的新经验由此走向全国。 　　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加强乡村党风廉政建设，进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这些年，浙江依法治村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 　　在宁波宁海县，去年3 月，全县427 个行政村的上万名村干部和村民领到了一本小册子--《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以漫画形式阐述了包括村级招投标、宅基地审批、低保户申请等在内的涉及农村重大决策和民生问题的流程。县纪委负责人说，流程均来自现有涉农法规政策，其意在规范农村干部的“小微权力”，也让村民们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知道村干部哪些能为、哪些绝不能为。 　　在台州温岭市，860 个行政村如今全部实现了村务电视公开全覆盖。每个村民都可以随时打开电视查村账。为提高村务特别是村级财务透明度，温岭还全面推行村级民主决策“ 三议三公开”、村务监督两级会审、农村“三资”阳光监管“双述双评双诺”、违反村级管理规定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该市山马村村民马宗富说：“如今，哪怕是1 分钱的进出，都清清爽爽。” 　　在衢州江山市，从2011 年开始试行重点村村监会主任兼职乡镇(街道)纪(工)委委员。这一制度层面的有益探索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监会的地位更高了，村监会主任行使监督权时底气更足了。江山市纪委负责人说，现在村里都很自觉地配合村监会工作，而且，村监会主任兼任街道纪(工)委委员后，还要帮助街道做好其他村的村务监督工作，责任也更大了。 　　近年来，我省还先后出台《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等15 项重要制度，涵盖村务监督工作的各个方面，形成比较完备的村务监督制度体系。 　　公权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我省近年来民意调查显示，有八成农民群众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表示满意或认可。2009 年以来，我省反映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信访量持续下降，最多的年份下降了15.5%，并出现了一大批“无信访村”。 　　依法自治促和谐 　　胡宜拉是余杭区仓前街道太炎社区的居民，让她没想到，因为她的一句话，社区老街上泥泞了十几年的支路修成了柏油马路。 　　曾经的村庄在2011 年8 月改制，成为仓前街道，随之而来的是，原本乡镇一级的党代会、人代会取消了，老百姓跟当地政府反映情况的重要渠道，就此断了。 　　于是，群众智慧再次发酵，接地气的渠道和方式有了创新性的改变--扩大基层社会民主参与的力度，2013 年1 月20 日，余杭区在仓前街道试点民主协商议事会议。“这条到公共厕所的烂泥路都有10 多年了，夏天臭气熏天，雨天烂泥满地，老街上做生意的街坊邻里怨声不少，不如我就提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