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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果关系的后学转向分析 　　因果问题一直是史家所关心的问题， 傅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 年) 在启蒙运动时期所下的史学现代定义为， 将史实按照时间先后记载下来， 再加上其发生的原因及其结果。此定义成为近代以来史学的基本内容， 也可见史学界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 　　吾人要知道过去， 需要先搜集史料， 找出事件与事件间的关系， 提出说明， 因此历史的解释中因果关系占了相当主要的部分。史家将历史解释转化成历史的叙述， 这就构成了历史的文本， 成为吾人了解过去的重要来源。但如何确定因果， 哪些是最重要的原因， 哪些是最重要的结果， 历来中外史家多所讨论。本文拟对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加以介绍， 论述后现代主义兴起后对于史学因果关系的挑战及传统中国史学的因果探讨特色， 并提出吾人的浅见。 　　一、主流史学处理因果的模式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崛起， 一时之间， 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相当盛行， 量化科技也来势汹汹， 似乎因果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历史学可经由“覆盖律” (covering law) 的发现而得到科学的地位， 终于获得救赎。 　　韩培尔(Carl Hempel， 1905-1997 年) 及纳格尔(Ernest Nagel， 1901-1985 年) 的建构历史的法则颇受到重视， 但后来攻击者不少， 他们指出这些欲将历史看成是科学的哲学主张， 无法在历史实践上达到有效的概括， 并抽离出其通则。许多人指出其所谓涵盖规律的问题， 历史学家一直没有发现过一条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行之百世而不惑” 的普遍有效的规律， 而在1960 年代后半渐没落， 直到1996年罗伯兹(Clayton Roberts) 出版了《历史解释的逻辑》一书， 想要将韩培尔的理论加以完善化， 指出虽然大的历史通则没有可能， 但微观的历史(micro-history) 则有可能建立通则。此处的大通则所举的例子为： 弹劾、革命、国会的创立、死亡率以及民间信念的改变等; 而所谓小通则其例子则为： 出生、婚姻、离婚、堕胎、谋杀、投票、疾病以及死亡等。不过此书仍遭到很强烈的批评， 认为其定义仍模糊不清， 界限不明， 无法应用在历史具体研究上。罗伯兹认为只要有证据以及推论的逻辑， 即可维持历史的客观性。不过这些像铁律一样的通则是有其限度的， 罗伯兹自己就将其所自信满满的“覆盖律”加以限定： “它们是可能的而非恒常的; 偏狭的而非普遍的; 经验性的而非分析性的; 有预则性的也有解释性的; 是归纳的而非演译的， 是内蕴的而非外显的。” 如果发现到的规律有了如此的界定， 跟主流史家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没有确定的答案， 其所能达致的历史解释效果也是有限的。此种处理因果的模式， 西方学界称之为“演译-法则化的” (Deductive-Nomological)。 　　20 世纪70 年代也有一批历史学者热衷于探讨历史“ 通则” 的可能性， 在郭查克(Louis R.Gottschalk， 1899-1975 年) 的召集下， 当时在西方及东方研究历史的著名学者齐聚一堂， 分别就其领域探讨历史通则的可能性及例子， 其中有西洋上古的专家， 也有研究使用量化有名的学者， 还有研究中国史的名家芮沃寿(Authur F. Wright， 1913-1976 年)。随后这些人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专书《历史写作中的概括(又称通则)》(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此书中一位强力主张历史因果关系应采取另一种所谓“归纳-统计化的” (Inductive-Statistical) 模式的英国国会史家艾德乐(William O.Aydelotte) 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话： 　　所有的统计结果的呈现都包含有两个与统计无关的步骤： (1) 默认， 一开始研究时， 资料的搜集就是基于这些预设的; (2) 最终的推论。这两步骤都包含有陷阱。所有大型的历史研究计划所能运用的细部资料几乎都一定是不完全而且有部分不够正确的， 而此事实不可避免地对于最后得出的结论有所限制。更有甚者， 最终的推论并非由统计值来“证明” 的， 这些推论事实上并非统计学的陈述， 而只是从逻辑上推论而得， 而其可靠性不是由数学所决定， 而是取决于到底吾人能否提出有说服力的推论。换言之， 连最具有科学外貎及内涵的统计学应用在历史研究时， 也无法将历史脱胎换骨成为客观的学科： 　　在严肃地检视了本书及他处的其他史家论文的一些反对历史概括的论证后， 艾德乐得到一个结论， 亦即“中等范围” 经过仔细整理过的， 尝试性的概括， 在吾人目前的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