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_0.docVIP

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 　　一、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及其交错适用 　　在传统的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中，诉讼法理适用于对诉讼程序制度设计的指导，而非讼法理则适用于对非讼程序制度设计的指导，“非讼程序没有适用诉讼程序原理的可能与必要，诉讼程序中也没有适用非讼原理的可能与必要”，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两者是平行关系，并不存在交错适用的现象。在这一情境下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主义、对审主义、辩论主义等诉讼法理给予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程序保障，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具有积极意义;而非讼程序有助于通过职权进行(干预)主义、限制处分原则、一审终审等非讼法理快捷、经济地解决民事案件。依据二元分立适用论进行程序设置具有操作简单、容易把握、保持程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可取之处。 　　然而，随着民事程序的分化、民事纠纷的非讼化以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依据二元分离适用论设置审判程序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从而产生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是指在依据诉讼法理解决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中，通过适用一定的非讼法理来解决民事争讼案件，简称为交错适用论。 　　从我国的民事程序的立法历程来看，民事程序的立法始终是按照诉讼程序适用诉讼法理，非讼程序适用非讼法理的进路。普通程序依照诉讼法理的要求进行设置，简易程序则是依据诉讼法理对普通程序的简化，例如在审判组织上采用独任制，对审判中的期间以及审限进行一定限缩，但仍然在诉讼法理的范围之内进行。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审判程序开始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特别程序即为我们所称的非讼程序，包括了宣告失踪人死亡案件、选民名单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1991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宣告失踪案件、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等，同样是依据非讼法理设置，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严格依照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分离适用论进行设置安排，两者是并存的、相互独立的审判程序。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又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调解协议确认案件以及担保物权案件，在简易程序中增加了小额诉讼程序，其立法依据也是诉讼法理。依据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小额争议的非讼化倾向，在立法体例上给我们带来了立法以及适用上的尴尬。 　　二、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交错适用的必要性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产生背景及价值取向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针对符合法定数额的特定类型案件，适用简捷、效率、经济的审判程序解决民事案件的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是伴随着各国的司法改革产生的。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中心的普通诉讼程序中，严格遵循诉讼法理的要求，法官保持积极的中立，当事人在法庭之上对抗，诉讼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技能的竞技平台。随着诉讼案件与日剧增，诉讼程序繁琐、诉讼成本高昂以及诉讼迟延等弊端越发突出，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甚至放弃法律救济的权利。因此，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公正与效率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热点。纷纷采取简化诉讼程序、适当采用非讼法理等措施回应社会“接近司法”的需求。虽然我国在诉讼程序中设置了简易程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其规则原则性问题太多，缺乏可操作性，留给法官太多的随意性，例如案件的适用范围采取排除式的规定，在基层法院每年大约有70%-80%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解决，然而其中30%-40%的案件是小额争议案件。所以简易程序并不简易，一方面不符合费用相当原则，另一方面对当事人来讲仍然是一种负担，由此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 　　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立不仅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解决我国司法“案多人少”的问题，也在于为当事人“接近司法”提供了多元化渠道。现代司法的重要特征是保障当事人的听审裁判权、及时获得司法救济权，这种权利不因争议数额的大小而受到不平等待遇。为当事人提供简捷、高效、经济的诉讼程序是我国诉讼制度所面临的任务，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运用正符合这一任务要求。 　　(二)二元分离适用论的局限性 　　依照传统法理，民事案件以是否存在争讼性为标准分为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具有争讼性的适用诉讼程序依据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等诉讼法理审理，而不具有争讼性的非讼案件适用非讼程序依据职权主义等非讼法理审理。这种划分标准存在单一性、粗略性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争议类型的多样化、复杂化对这种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例如在督促程序中也有存在被告，也有可能存在民事争议，同样需要依据诉讼法理来给当事人提供程序保障，这时单纯地依据诉讼法理设置的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就会给当事人带来“系争外利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