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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郑成功的眼光看十七世纪福建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契机 　　郑成功超越时代、放眼世界提出并践行的“通洋裕国”思想不仅对改变中国封建经济的保守局面有着强烈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而且还为中国现代海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树立与强化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和榜样参考。其引领时代走向海洋、走向富强的辽远视界，要比“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还要早上将近二百年。 　　一、郑成功“通洋裕国”经济思想的提出 　　郑成功家族所处的福建东南沿海，有着非常悠久的海交历史，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形成了“海者，闽人之田”，“闽地斥卤硗崅，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1]的社会场景，海洋生产与海洋贸易盛极一方。受家庭环境影响，郑成功对发展海上贸易的成效与重要性一直有着深刻认识。他刚加入隆武朝后不久(1645 年 10 月)，就在“其母以事君秉诚竭忠教之”的劝导下，“……因立大志，以中兴明室为己任，乃彻夜写作《恢复大业治兵筹饷锐精兵器之要策》一疏，送上隆武帝阅览”[2]，有了对“治兵筹饷”“恢复大业”之策的具体思考。 　　隆武二年(1646)三月，当亲征受挫而不得不被郑芝龙逼返移驻延平(今福建南平)的隆武帝再次就抗清大政遍询群臣时，早已胸有成竹的郑成功当即条陈献策，指出今后坚持抗清的主要方针就是：“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3]最富有实际意义的发展指向，就是要从南方海洋寻求突破，打开商路，“通洋裕国”。 　　不久后，心怀大志的郑成功又在苦劝其父不要降清的谏言中分析说：“吾父总握重权，以儿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意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民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4]这番鞭辟入里的恳切劝说，再次将郑成功所主张的海洋经济思想，清楚勾勒成这样一幅发展图景--“收拾民心、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通过卓有成效的海外贸易来“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 　　可以说，从 1645 年的入朝上疏到 1646 年的泣血劝父，郑成功已明确形成了与“重农抑商”“农业立国”思想完全不同的“以商养战”“通洋裕国”的治政主张，有着不言而喻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二、郑成功“通洋裕国”经济视域下的福建沿海 　　1646 年 8 月后，因抗清失败而与隆武帝分手南下的郑成功面对时局困难，决意起兵于山穷水尽之时，誓师海上，忠君报国。他为保障供给、坚持抗清，开始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充足的货物来源和当地盛行的外贸传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有效沟通了内地和沿海的商贸往来，而且还创造性地开通了“中国rarr;东南亚rarr;日本rarr;中国”的三角贸易航线，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5]不少台湾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6]至于大力推崇、发展海外贸易的郑成功，更是在德国人 Allrecht Wilth 的眼中被认为：“……就豪华以及财富来论，他(郑芝龙)几乎凌驾他主君的唐王，而的确他已瞩目到帝位了。”[7]生活在康乾时期的闽南人庄亨阳，则为郑成功所倡导的海上贸易成效做了这样证明：“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8] 　　由此可见，在郑成功力主“通洋裕国”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带动下，濒临海洋的闽台人民都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最为适宜的生存发展之道。原本那个只作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时进出船只验船处的厦门，也在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中，一跃而成为当时著名的海内外贸易商品集散地，“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乎可比一大都会矣。”[9]以至于清大臣认为：“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10] 　　于是，为了断绝大陆沿海居民对郑成功海外贸易以及抗清事业的接济、追随，清王朝决定实行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但却收效甚微。一些通过秘密途径仍与郑氏政权保持往来的贸易行动，仍使“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紬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咨行贩卖，供送海逆。”[11]“……(违禁下海者)结党联宗，更番出没，或装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神偷鬼运，贸迁有无，甘为寇盗之资。”[12]“沿海一带……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郑氏)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13]这种对“禁海”目标的无能为力和对海上走私活动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