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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变与坚守论魏宏运先生的治学之道 　　魏宏运先生1925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先后就读北平辅仁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自1951年留校任教起，先生在南开大学治学、传道60余载，历经岁月变迁，特别是在1978年后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积极开拓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引领孙中山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著作等身，卓有影响;其指导的弟子也多有成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魏宏运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史学界享有极高威望。2014年1月，魏宏运先生迎来其90华诞及执教南开历史学科63周年的纪念日。9月13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召开题为“魏宏运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研讨会的方式，隆重予以庆祝，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魏宏运先生的治史实践及特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总结可以给后辈学者带来诸多启迪。 　　一敢于“凿空”:研究不是学问的学问 　　毫奎之年的魏先生在回顾学术生涯时曾感叹，一个人一生如何发展，事先很难知道和安排，常常是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促成的②，他本人的经历即是最好的说明。治学之初，魏先生并未把研究的主攻方向定位于中国现代史领域。1946年，魏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在这所教会大学里，奠定了其扎实的英语基础，也增强了其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其间，魏先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两年后，他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同时也成为中共天津地下党的重要成员。1951年7月，魏先生毕业留校任教。先生最初“想搞世界史，因教学任务是中国史，也就顺这一方向走下来”了，并将南明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界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再起争议，先生在1952年的《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处女作《民族英雄-史可法》一文，引起学界注目，也大大增加了他“研究古史的兴趣”③。然而，受经历、认识等因素的影响，魏先生逐渐被中国现代史领域所吸引。 　　20世纪50年代，强调中国革命合法性、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宣传与冷战时代的压力合流，形成树碑立传，是在配合蒋帮反攻大陆”①。再如，先生在教学和研究中常常参考《毛泽东选集》，对“毛选”能“熟稳到记得什么问题是在什么文章中讲的，可以在哪一章哪一页找到”。为了节省抄写资料的时间，先生购买了三套毛选，两套用于剪贴、分类，留一套备用，对于其他常用资料也都采用这个办法。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剪贴“毛选”的做法在“文革”中被认定为“大逆不道罪过”!②不过，经受种种磨难的魏先生，并没有放弃探求历史真实的理想，反而促使他深入地思考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思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二推陈出新:再开现代史研究风气之先 　　“文革”结束后，魏先生重回史学研究，下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经历了极“左”年代，先生不时反思着中国现代史研究及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文革”之前，中国现代史虽然己作为通史的一部分独立出来，但其研究视野仍深受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架构的影响，研究而非常有限。“文革”期间，本应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史只剩下了几次路线斗争史。魏先生意识到，中国现代史研究及学科建设欲取得大发展，就必须冲破“左”的思想意识的栓桔，顺应时代潮流，还历史以本来而目。在此后的日子里，魏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科的构建倾注大量心血，同时身体力行，在治学过程中努力拓宽视野、转变思路，尝试借鉴、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以丰厚的学术成果再开风气之先。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吉林师范大学联系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的中国现代史教师合编一部新教材，以适应高校教学的需要。五校同仁推举魏先生为主编。在编写组会议上，先生多次强调一定要根据史料去写这部新教材，不能人云亦云。当时“左”的影响远未消除，有的人执笔时裹足不前，先生审稿后就要求其开阔眼界，修改书稿甚至重写。先生提出:“只要有史料根据，就可以作出判断和分析，一定要写得像个现代史的样子。”③他还带领五校同行编辑了共五册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为学科建设奠定史料基础。 　　198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首套以“中国现代史”命名的高校教科书，亦是一部反映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先后被国内百余所学校采用，并行销海外。先生主编的《史稿》所以影响巨大，除了资料翔实外，主要是因为该书率先突破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促使中国现代史的教研开始摆脱某些非学术因素的束缚并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学科形态。在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时代，这一变革不仅彰显出魏先生治学的视野开阔，更是魄力与勇气的体现。此后，先生始终关注中国现代史学科及教材的建设，时隔廿载，他又主编了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在体例、论述和资料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