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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分析 　　卡尔波普尔曾言: 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德国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德国史学的发展史上，从来都不缺少争论,德国的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被作为争论史(来加以追述,”尤其是二战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使得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的争论传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并非聚焦争论详细的论点论据，而是关注争论作为一种特定学术行为的渐进性变化，以此来勾勒联邦德国大规模史学争论的独特之处,一$争论的特点在对历史学科中的个别争论事件用特定视角进行审视之前，首先需要对争论在历史科学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加以说明,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史学争论与一般性的意见分歧之间存在着区别,大部分的学术反对意见往往是寥寥数语-也许是论文的某个注释或者某句话后的一个“但是”。这种批判方式与其说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新的指向，毋宁说是为了展现评价者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简短的批评无法引发互有往来的、大规模的、长期的争论。为此人们需要一种更为独立的批判形式，这就是书评。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场所，书评对研究工作的优劣作全面的考量，给出专业的评价，并且证明撰写者的专家身份和考察能力。从书评中，人们不仅能够了解被评论的作品，而且能够了解评论家。 　　两者的信息量往往不相上下，因为“在书评与评论性杂文中，评论者仿佛允许对其书桌的审视。他表明自己如何阅读、感知、接受、归类和评价。他比在其他学术文章中更大地打开了通向其思维工坊的大门”。书评往往会成为争论的导火索，持异见者从一开始就划定了讨论的范围，择定了对手，并且清晰地表达了其己准备好投入一场公开讨论的意愿。但是，单方面的批判也无法构成争论。并非每个严厉的批评、每篇激烈的书评、每种意见分歧或者每次观念修正都可以被视为是争论性的或者可以引发争论。所谓争论是，在某一问题上，至少两位公开代表不同立场的专家彼此互相展开批判。 　　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某个确定的研究范围内，两位以上的研究者带着各自不同的假说彼此对立;他们之间存在交互对话。第二，历史学的争论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发生的，它的阵地从学术沙龙、大学课堂、专业期刊一直延伸到大众媒体。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它的生存空间就是整个的“历史学场域”，就是不同的力量团体凭借各种手段为追求各自的认同而展开争夺的开放性场地。②在这当中，争论的主体不再仅仅服膺于学术伦理和职业自我认知，因为在争论的过程中往往有更多社会、政治、美学等非史学学科的要素干涉其中。而只有在政治、社会、个人等众多因素与事实论点纵横交错之处，史学争论才展现出其典型特点:这就是，它们不仅是当时专门的史学学科水平的反映，而且是当时历史文化的反映。尤其是在当代史争论中，鉴于争论主体不仅是以观察者而且是以经历者的身份出现，所以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作为历史学家的“公”与作为个体的“私”之间的界限更易被模糊。③ 第三，史学争论根据不同的发生情境可以分为“学术论争”和“公共论战”两类。 　　一般而言，科学研究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情境:(1)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指一个新的科学假说、理论等是如何被设想或提出的;(力“证明的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指科学假说、理论是如何得到确证或辩护的;( 3)锐服的情境”(context of persuasion)，指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科学体系外得到认可的。简而言之，在“证明的情境”中发生的史学争论是“学术论争”，而在“说服的情境”中发生的史学争论则是“公共论战”。具体而言，如果说学术论争是在狭小范围内对经验性的命题和理论性的假说科学地进行有效性检验，那么公共论战就是在广阔范围内对学术问题和研究成果的政治与道德维度进行判定。④前者主要发生在专业公共领域和学术期刊上，而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众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上。因此，参与学术论争需要主体具备对经验性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审查的能力和权限，也就是说参与者不仅要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专业内部认可的执业资格，而且还必须享有一定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与之相比，公共论战的准入标准则要低得多，因为它往往不需要更多超越普通民众文化素养之外的专业历史知识储备。在公共论战中，不是两个专家或专家团体互相争论，而是一个无法明确框定界限的争论群体各抒己见，它往往由不同学科与领域的研究者(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等)、政治家、政论家、作家、记者、编辑甚至是普通民众组成。基于这种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随之而来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