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记》尚义精神论兼论司马迁对孟子思想的继承.docVIP

以《史记》尚义精神论兼论司马迁对孟子思想的继承 　　西汉前期距战国未远，故战国士阶层独立自主崇尚功名的精神，于汉武帝时代沾溉尤多。秦亡汉兴，汉家酷法直承秦制，然暴秦仁义不施，亦牵动汉初上层社会极大关注。汉初以黄老思想领班，刑名与儒家之学亦有呈露。至汉武时公孙弘为相，儒家独尊己成不移之势。生于文景之治末期，而与汉武帝相始终的司马迁，固然对道家颇为好感，然对以仁义为本的先秦儒家更为亲和而向往。且于孟子恩想，尤其是孟子的尚义精神，最为热衷讴歌张大弘抗《史记》中最为鲜活、最能激愤而引人注目的精神，就是这种最具独立自主、崇尚功名，而且带有悲伤色彩的尚义精神。 　　一、《史记》对孟子尚义精神的承传仁义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 　　。如果说孔子的仁学保留和发扬了早起奴隶制社会中还残存着的氏族公社时代才有的原始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那么，孟子尚义思想不仅属于修养范畴道德原则，更重要的是评判是非决定取舍的价值原则。“义”的崇尚，原本出于孔予《论语·阳货》中孔子就说“君子义以为上”(17,23，前为篇次，后为章次，以下(论《孟》俱同)，不过，这是针对子路“君子尚勇乎”问题的回答，是就“勇”相较而言的。孔子罕言“仁”，而见于《论语》者109次;涉及“义”者只有24次。 　　而对孔子的“仁，“义”就属于其次了。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更为重要地推广扩展了尚义思想。而最能体现孟子思想与个性精神的则是“义”而非“仁”。前者见孔孟一脉相传，后者见出孔孟之差异。倘若“刚毅木近仁(《论语·子路》的孔子语)。然则是非分明，无畏勇为就近于义。仁义区别于斯，孔孟之不同亦在斯。孔子最向往的是“仁”，故其思想与哲学属于群体伦理性，因而重礼;孟子崇尚义，属于个体人格化哲学，追求民主与自尊;重礼者温和，企求社会的和谐;张扬民主者严厉，对社会邪恶始终坚持批判精神。孔子的“礼”未免保守，孟子的民主显得激进。保守者缘于向后看的多，激进者多看到现在和将来《史记·乐书》直录《礼记·乐记》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孔孟因所处时代与社会发展而有别，犹自然因四季的转换而不同。 　　儒道两家对司马迁思想至为紧要，对《史记》J恩想，言儒、言道、言驳杂，即就是儒亦有孔子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之别，向来争论不体。哲学家主张吾道一以贯之，史学家尽管本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但面对纷繁史象、众多人物，不能不趋向于百科全书式的格局。缘此，过去我们曾认为史公以儒以主，兼及道、法，纵横诸家。这原本无甚大谬，但过于看重与孔子的关系，知其表而入其内不够，未免肤浅。流于大而化之，非常必要进而论之。 　　司马迁对孔子确实有着无限的尊敬与亲和，推多到24次，这些激切奔放凛冽满目的“义”，无不体现《史记》记述历史评判人物所闪耀的尚义精神。《自序》书终明义，是打开《史记》的一把钥匙，也是走进作者思想的巍峨肃然的大门。《自序》最后说十二本纪与十表在于“原察始终，见盛知衰”，亦通古今之变。为礼乐、律例、兵权所作8书，在于“究天人之际，承蔽通变”。而最能体现“成一家之言”的七十列传，以及还可以看作“列传”的近当代史的本纪与世家，其立传或入世家、本纪(如项纪)目的，《自序》以浓墨重彩最后推出:“扶义椒倪，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此篇长文画龙而以大笔金书点睛，片言居要，震动一部大书。这毋宁说《史记》是一部“扶义”史，是一部捍卫义追求义的史书，是一部非常椒倪的史书，一部烈丈夫及时树立功名的史书，多么让人可歌可泣、可敬可慕。它贯穿着浓烈的悲剧气氛，其中所突现的正是孟子最为响亮的“舍生取义”精神。孟子把尚义推到哲学家的高度，司马迁则以之谱写悲壮的历史旋律。鲁迅先生所盛誉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或许包括屈原“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精神赞许。 　　《史记》除了高扬孟子尚义精神，在生死观、人生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于耻辱与发愤，勇于有为与批判精神，多角度探索，会发现他们的思想精神、人生观念异常接近。 　　二、生死抉择与隐忍耻辱 　　孟子主张在大是大非面前追求义，捍卫义，高张“舍生取义”精神。《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而必有舍弃的二难选择面前，主张舍小求大，弃轻扬重，比人生死更为重大的，照他看唯义莫属，勇于赴义乃至以身殉义的伟烈精神，便值得竭力宣扬的。司马迁不幸遇到孟子所言的生死的二难选择，这在《报任安书》里有着剖心沥胆的倾诉。因为李陵辩解忽遭之灾，更有甚者后来还受到腐刑酷罚。在“人重犯法”的当时，汉代士人自杀真如稚童游戏般容易，当他“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纂，幽于圆墙之中”，未尝没想到“蚤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