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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治理哲学探究中国先秦哲学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治理(govern-ante)思潮。面对西方政府、市场调控的失灵，各种治理理论走向共识，即社会自主治理机制不可忽视。治理理论认为，现实社会是多中心、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多变量、多主体的，简言之，社会是一个多元、变动和复杂的有机体。治理理论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性，它要求超越不断增强的“统治”和“管理”局面。从一定程度上看，“治理”确实反映出现代社会自我成熟的趋势和潜在的变革要求。自主理论有两个口号，即“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显然，往昔那种一切由国家和政府设计构想、大包大揽、一统到底、管得过死的理念与机制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过时的做法，非但不适应社会，反而会造成越理越难、越理越乱的局面。治理理论受到青睐，原因在于它直面社会，回归社会本位。治理理念的核心是社会自主治理，自主治理的实质是社会全体活力的共有、共治、共享。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理论引人中国才20年左右，它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显然要看它服不服中国的水土。 　　一、儒家“王道”的治理哲学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在先秦的代表人物有曾子、子思、孟子和荀子。这个学派渊源于尧、舜、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名物制度，号称承继了“先王之道”。《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指公平正直的政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儒家敬畏和珍惜传统，长于守成，其政治思想中包含有为王朝致太平的治理理念和方法。在孔孟倡导下，“王道”成了与”帝道”不同、与“霸道”对立的政治与社会治理模式。这些内容基本体现在儒家的“十三经”中。 　　二、道家“道治”的治理哲学 　　道家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本质是“自然”，道的功能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历来深人关注政治和社会。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老子·第卜十力章》)道家一方面认识到剥削、压迫、腐败制度的“大怨”的危机必须铲除，不能和稀泥，养痈成患;另一方面，主张来一个深刻的治道革命，即“以道治国”，要求“以道佐人主者”(《老子·第份十章》)、“以道花天下”(《老子·第六十章》)。《淮南子·原道训》总结说:“治在道，不在圣。”这就是李约瑟称道的道家在政治上的革命性所在。 　　三、墨家的治理哲学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自称是“贱人”、“北方鄙臣”，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子·非乐卜》)，崇尚劳动和自食其力，反对懒惰，反对侵占他人劳动果实，属于手工业阶层，代表劳工阶级。战国时期，墨子学派显赫一时，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墨家团体是自发性社会团体，也是宗教性组织，持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崇尚侠义精神，爱好和平，自苦救世，凡事亲力亲为，不惜自我牺牲。 　　四、法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法家”以“法”立家，古代的“法”包括刑、法、律，囊括了刑法、法理、法典，还包括法的政治哲学。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主要是因为他们持特定的法的政治哲学观。其法理学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力求达到公平、程序化和正当，对维护古代社会秩序和治理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也许可以说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在百家中无出其右者。古代刑法是在西周礼治瓦解、血缘宗法制度被地缘政治取代的过程中兴起的。作为学派的法家是战国初期出现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惺、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鞍、韩非等，他们都亲身主持过变法运动。战国末年，法家在韩非子手里成熟。韩非师事荀子，是战国末期韩国公子。他持历史进化的立场，用老子之道论证法理基础，综合法、术、势而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其思想对古代封建制度和治理方式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实际作用。 　　五、杂家综合治理的哲学 　　儒、道、墨、法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不同途径，他们的思想各有偏颇得失，所以，战国时期兴起了杂家学派。杂家在历史上有三大宝书，即《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杂家是形式杂而精神不杂aP，它们可以说是历史上保存治道的渊蔽本文扼要介绍管子学派和《吕氏春秋》学派的治理理念。这两个学派总体上是以道家说的“大道”为统领的，这是因为，“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 　　在治理思潮面前，中国古代民本和治道思想有可能获得再生和新生。无论如何，当代治理哲学是重视人民和社会自主治理的。这给当代国民索质的提高提出了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要